03 十二 08 图书馆学中立性的反思
一，社会背景
两次世界大战
种族大屠杀
先进的生化武器和原子弹
对人的影响：平庸的恶（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单向度的人、群氓的时代、乌合之众
二，社会剧变对科学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进步
社会科学的反思：法兰克福学派
科学哲学：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
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
三，战争与科学对图书馆职业的影响
图书馆员参战
GLS的分散
图书馆的发展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多元思想
非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冲击
四，实证主义认识论与非实证主义认识论
实证主义认识论萌芽于英国牛顿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哲学，后经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发展而成为成熟的哲学。到20世纪上半叶，实证主义不仅成为自然科学领域，也是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认识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主要观点包括：
1，存在一个独立于研究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
2，存在一个稳定、一致、有认知能力的自我，即认识主体。
3，认识主体能够依赖经验观察和理性推论，客观地揭示世界规律，这种研究客观世界规律的活动就是科学研究。
4，科学研究的有效方式就是自然科学采用的定量法。定量法不仅适用于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也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
5，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因而要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独立于研究客体之外，保持客观中立，必须排除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价值取向。
6，语言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载体，能够合理、客观、忠实地表达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实证主义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图书馆学职业所采用的概念体系，图书馆存在意义与使命的理解、图书馆职业的价值观、图书馆的工作方法、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反思和批评：
1，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图书馆职业把知识视作对客观世界的如实反映，忽略了认识过程的动态建构性和不完整性。
2，图书馆职业把自身视作客观、中立的职业团体不符合科学交流系统固有的、内在的权势性和倾向性。
3，图书馆职业把作品当成作者思想的忠实记载，把图书馆职业对作品的二次描述当成作品内容的有效揭示，忽略了语言作为反应物的局限性。
4，图书馆职业把用户划分为具有共性的群体，并按群体的共性设计服务，忽略了用户及其所处环境的特殊性。
5，图书馆学研究者把自己视作可以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的研究主体，背离了研究主体的特征。
五，实证与非实证的的认识论
1 阅读教化论
19世纪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图书馆学者坚持“以图书和阅读教化社会”。他们受近代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好书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可以塑造阅读者真、善、美的崇高品格。被誉为“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的英国著名图书馆活动家爱德华兹坚持平民化的理念，认为“图书无论对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没受过教育的人都有开启智慧、愉悦心灵的作用，图书馆因此具有改善国民素质的内在价值”。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也坚信图书馆的教化作用，他提倡的“以最低的成本、最好的图书为最多的读者服务”以及“在适当的时间为适当的读者提供适当的图书”成为当时美国图书馆管理的原则与信条。已故黄纯元先生曾这样评价，“以杜威为代表的早期图书馆员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一方面热衷图书馆管理的完美化，另一方面高度信奉着图书馆的社会教化的信念。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得非常神圣，就像牧师、老师一样，向人们传播着知识和道德的福音，净化人们的心灵”。巴特勒也认为当时的图书馆员“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抱有神圣的感情，如同看成是在庄严的教堂里向他人传授神圣文化一样重视情感的价值”。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也坚信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员具有教化社会的功能。
图书馆的社会教化论很快遭到了来自于自由主义图书馆学理念者以及更多人的质疑。他们提出了保持客观、公正、中立的职业价值观。不惟如此，在关于图书馆社会教化功能的认识方面，很多人保持了理性的立场。Wiegand在总结与回顾美国上个世纪图书馆学发展史的时候，以一个世纪的时空跨度追问了“最低成本、最多读者、最好图书”的演绎与流变史。他发现，在100年的图书馆史中，图书馆始终实践着杜威的理念即对“最低成本、最多读者”的追求，却一直疏忽于对“最好图书”的评价标准与衡量尺度的界定。同时，在“最好图书”与“最多读者”之间却有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图书馆希望通过读者手册之类的宣传品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品味，另一方面，根据资料显示，最多的读者阅读的最多的图书却总是通俗小说之类的畅销品。这样，坚持社会教化功能的理想主义图书馆理念与世俗的读者需求之间产生了不可相通的隔膜与疏远。
2 客观中立论
麦克考文等自由主义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的社会教化功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图书馆员的职责是向用户提供尽可能广泛、全面的知识和思想，这种提供不应该受到馆员个人政治及道德倾向的制约，也不应该受到来自任何权威的限制。麦克考文说，“一个馆员，如果他把自己的信仰、政治倾向看得高于馆员职责，如果他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馆员是无信仰、无政治倾向的，他就不可能是个好馆员，他就背离了他作为馆员的信仰，忽视了他的真正的职责”。1939年，《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确立了“图书馆自由”的原则。这个原则也是对社会教化功能的挑战，因为它同样要求图书馆员的服务必须保持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客观性和被动性。直至今天，这种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与原则仍是西方图书馆坚定维护的目标。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图书审查制度，提倡信息自由、维护用户的信息权利。
然而，在哈里斯、德尔文、雷德福等图书馆学研究者看来，图书馆员保持意识形态中立，做到客观与公正只是一种奢望。哈里斯的“社会控制论”、德尔文的“意义建构论”以及雷德福的后现代图书馆学思想都否定了这种中立的价值观。后文将有论述。
按照雷德福、巴德等人的理解，图书馆的社会教化功能与客观中立原则都是基于一种实证主义认识论。实证主义认识论以为，图书馆职业的概念都是建立在“知识是客观的”这一假定上。图书馆员的义务以及图书馆职业的使命也就暗含了“客观反应”与“忠实记录”的界定。倾向性、意识形态、主观性的排除是图书馆服务的要义。教化论相信图书馆员在知识和信息的组织整理方面要优于用户，而客观中立论则把用户的头脑当成了空净的竹篮，可以任意填塞信息。
3 用户中心论
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20世纪上半叶得到了广泛的确认。兹维基格和德尔文在他们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研究过程中对“用户中心论”提出很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与建议。
德尔文首先批评了以实证主义为认识论的偏差，她指出：第一，实证主义的图书馆学忽视了认识过程中的动态建构性和不完整性；第二，图书馆无偏颇的立场不符合科学交流系统内在的、固有的权势性和倾向性。在对这种认识论批评的基础上，德尔文提出了“意义建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信息的获取是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传递；应该从用户而不是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待信息获取和信息系统；信息获取应该被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
用户中心论也同样遭到了质疑，托米宁以“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分析了用户中心论中可能隐含的制度因素和权势关系。他以Kuhlthau的作品“seeking meaning：A process Approach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为样本考察了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对用户和图书馆员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把用户当作无知的、无法确定自己需求的或者不能表达自己信息需求的生手；而把图书馆员看成能够驾驭整个信息查询过程的专家——这明显反应了用户与图书馆员之间绝非同等的关系。
4 控制监督论
20世纪中叶以后，传统的图书馆学思想遭受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特别是美国图书馆界，一些青年ALA成员发现由老图书馆员们一直强调的“中立原则”成了图书馆实践中关于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中不平等现象的漠视的借口，他们对此进行了反抗。这一时期美国图书馆史学家哈里斯的思想契合了这种思潮——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美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建立者都是该市的上层人员，建立该馆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新移民，特别是爱尔兰人。对用户进行思想与意识控制的“社会控制论”（social control）观点的提出给予当时美国图书馆界一直信奉的信条一次沉重的打击。此后十年，美国图书馆学史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拥哈里斯派与反哈里斯派。
英国图书馆史学家布莱克也在他的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比较明显的是，布莱克的图书馆学思想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的影响。他指出维多利亚时代（主要指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图书馆在知识的组织、图书馆的管理、读者监视都体现了监控（surveillance）的特征。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了历史上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监狱形态（一个人有可能全面监视罪犯的结构），认为在这一形态下所有犯人在无意识的时候都被官员们监控。这样就形成了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权力产生了。布莱克认为传统的图书馆建筑设计体现了这一原则，特别是1879年的利物浦Picton阅读室与1934年的曼彻斯特中心图书馆。图书馆员与读者的关系在这种建筑模式下成了监控与被监控、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提出了“凝视”的概念，即医生不再通过某种特定疾病的分类体系而是直接去触摸病人的身体，使得病人在床上受得观察与治疗。布莱克也以这一隐喻揭示了图书馆员依靠技术与技巧对读者监控——通过记录读者的借阅活动，通过为读者过滤信息，通过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对读者进行文献的监控。不仅如此，让读者感受最明显的监控来自于会员卡、借书证、保证人单据以及图书馆墙上悬挂的行为指南等等。
受福柯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还有美国图书馆学者雷德福。雷德福以福柯的话语控制、话语恐惧、知识与权力研究为参照考察了图书馆、图书馆员与读者之间异化了的关系。就像本文开头描述的一样，图书馆员是理性、秩序的维护者，图书馆以有选择地藏书、精密的分类与编目体系和科层制的管理体制成为理性的象征。读者则相反，无论是在开架制的借阅活动还是在查找信息的过程中都成了混乱、非理性的象征。正是在这重关系的对比中，读者对图书馆员与图书馆产生了话语恐惧。读者眼里，图书馆代表了神秘、危险与死亡，而图书馆员代表了保守、固执与控制。
后现代主义图书馆学思想中的用户论很明显颠覆了用户论或中立或教化的或中心的传统，是对图书馆学理性主义思潮的反叛。哈贝马斯以《未完成的现代性》为题反驳了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攻讦，在图书馆界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同样遭到批驳与抵制。于良芝以《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为题重新探讨并确立了“维护理性”在图书馆学思想中的地位。她以为，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核心价值观仍然是“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的最大利用”。图书馆职业队伍依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标而不是自身的经济利益、优先考虑的是读者的方便而不是自己的方便、关注的是对读者知识的传递而不是图书馆自身的利益。
5 分层立场论
用户论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演变是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它脱离不了社会因素的影响。而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用户关照为我们打开了更为宽阔的视野。根据社会学的理论，社会分层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马克思传统，另一个是韦伯传统。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剥削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获得统治地位并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最大利益。韦伯认为，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目标与追求，由此构成了不同的社会地位体系。
社会分层传统为用户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立场论。立场论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论述，之后由马克思发展为阶级理论。而女权主义理论家哈丁则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对传统的认识论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立场论认为，社会科学中的追求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关于知识与科学发现的过程中总留有人的主观印痕。一个世界，一个真理，一类认识者，一种客观性立场——哈丁对这样的思维作了批判，她以为，占据强势地位的知识与科学总是以边缘化另一类知识与科学为牺牲才达成的。哈斯托克则强调了立场论不仅仅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理论，而且使我们融入其中。
反对中立，持有立场，这是立场论最鲜明的理论依托。图书馆学研究者哈里斯、布兰科、布莱克以及特洛梭也坚信图书馆学思想中的立场论。特洛梭说，“立场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透镜，通过它可以研究信息查寻中的障碍、为不同用户群体提供的信息服务、信息资源的占有与控制趋势。立场论特别适用于对分层社会中的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信息的限制，以便于底层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处境与周围的世界。”
在已有的研究中，有人根据立场论研究了被欺侮的妇女、看门人、边缘人士等社会底层人员的信息需求，这些研究都关注了被主流信息服务与机构边缘化的各类信息用户。哈里斯的社会控制论也体现了立场论的原则，即公共图书馆的建立者与占有者们并不是社会底层人员而是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人士。布莱克的分析则更详细，他指出，为控制工人阶级或社会下层为目标的公共图书馆反而成了社会精英与中产阶级的图书俱乐部。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公共图书馆由中产阶级的定位与趋向走向平民化的呼吁更加强烈了。一些图书馆员对图书馆忽视社会低收入阶层的行为感到了良心上的不安与自责——同英国图书馆界一样，美国图书馆界也反省了在图书馆服务方面的不公正与偏见。这一时期英国“社区图书馆事业”（community librarianship）繁荣与发展起来。社区图书馆事业主张图书馆服务于所有人，不仅仅针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用户，也针对文盲与处于劣势地位的用户。社区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不仅表现在通过社会调查与定量研究以发现社区内复杂的信息需求上，同样也体现在图书馆员的行动中，他们积极投身于社区图书馆的工作。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立场论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它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与关怀。同样，在中国图书馆界也不缺乏立场论的拥趸——虽然他们本人也许不这样认为。范并思教授在论述公共图书馆精神时认为“图书馆应该成为社区的实际存在”，因为社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信息弱势人群，他们缺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信息能力，也没有经济能力通过商业化的信息服务满足基本信息需求。公共图书馆对他们的服务，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王子舟教授则以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知识群体为关怀对象，希望图书馆通过制度建设为处于知识贫困的弱势群体提供知识援助。随着社会两级分化趋势的加重以及数字鸿沟的拉大，为弱势与劣势群体提供信息服务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内容。
六，反思中立及其影响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实际行动
03 十二 08 讨论：话语的力量与话语分析
所有关于“讨论”的帖子都是我们在于良芝老师“现代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研究”课堂上讨论的资料。资料准备者每次不同。遗憾的是，上课中的讨论内容没有记录。
主流语言学对“话语”一词的理解有很多方面,一般来说,是指各种各样的文本形式。哈里斯认为是彼此连接的言语;派克认为是社会文化语境中互动过程的产物;凡戴克认为是与文本相对照的行为表现,等等。我们在此谈的不是名词“话语”,其意义限制在各种各样的约定俗成的、政治的和文学的语境当中,而是特指福柯当时的术语‘考古学’中的理论构成的成分。将话语看作是语言形式,价值评价建于其上。
1．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知识考古学作为一种话语分析理论，考古学以独特的方式理解陈述、话语，包含着一套完整的话语形成分析和陈述描述的方法。考古学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是对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反叛，其历史性和实践指向使之区别于其他的话语理论，也区别于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一种认识论，考古学是对传统科学史、科学认识论的改造，是一种反主体的认识论，是对现代认识论的根本、全面的反叛。在反主体的认识论立场之下，福柯对真理、知识和科学进行了独特的理解。谱系学和考古学比较起来，其认识论基础是一致的，都坚持反主体的立场；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谱系学提出了一种新的微观权力分析方法。这种新的微观权力分析方法，试图突破传统权力分析的两个误区：经济决定论和以主体为基础。可以说，这种新方法是一种反主体的权力分析方法。在福柯看来，现代生命权力是知识—权力，换言之，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共生的关系，这是福柯微观权力分析方法最重要的结论。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对知识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做出了独特理解，不同于传统的对政治与学术、政治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等关系的理解。总的说来，福柯的权力理论很有启发性，但是，它也存在着方法论的片面性和根本矛盾，其片面性在于它抹杀了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在政治形式、权力结构方面的巨大进步，其根本矛盾的根源在于把历史或历史性作为最高的本体。
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 的知识体系(knowledge systems)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历史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另一方面,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而话语和权力又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和政府机构就是靠掌握话语(知识) 来掌握权力的。Foucault 的话语理论给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启示是:话语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隐藏在话语深层的思想或意义“核心”或“绝对真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义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2. Habermas 是法兰克福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一门批评的科学必须关注语言和社会交际的历史背景。他首次提出“理想的言语情景”(ideal speech situation) 这一概念,认为“理想的言语情景”是那些没有任何权力关系掺杂其中的乌托邦式的交际。他认为理性话语可以避免扭曲的交际(distorted communication) ,即背离“理想的言语情景”的“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 discourse) 。他的观点对德国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有一定影响。
3.话语分析的原则
Fairclough 和Wodak 以1985 年12 月17 日BBC 第3 台播出的卡尔登对撒切尔夫人的采访为例,阐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应遵循的八条原则。
1）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对社会发展和矛盾在语言和其他符号中的表现进行剖析,而不是为了纯语言研究而分析语言的运用。
2）话语反映权力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强调权力关系在话语中的体现。
3）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话语与社会文化实际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即互相包含、互相影响。
4）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既然话语具有上述功能,它自然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即通过特殊的方法描写和建构社会,再现权力关系(除了不平等的阶级关系,还有不平等的性别和种族关系)。
5）话语具有历史关联性——话语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也就不可能在没有历史背景作参照的情况下得以解读。
6）语篇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社会文化结构及其演变过程与语篇之间自然有关联,但其关联是间接的。
7）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对不同的听/ 读者来说,由于情感、阶级地位、种族、性别、年龄、态度、认知图式以及信仰的不同,尤其是由于对有关背景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同一语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8）批评性话语分析是社会行动——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社会行动( social action) ,其宗旨是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步
4．话语和话语分析的影响
首先，话语分析重视话语实践的倾向，容易在所讨论的理论问题范围之内，导致将理论和实践自然紧密结合起来的思考和论述向度——即凸显思想观念的“社会性”和“社会化”的向度。当人们将某种思想主张、思潮视为“话语”来进行分析时，“话语”表达主体的意图、策略，其自身社会化的过程特别是注重承载它们的权力和制度性载体等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要关注和揭示的内容，这种思维取径所带来的研究图景，与往日研究中人们习惯将思想和社会分割处理，仅把社会政治状况作为理解和评价思想的背景来表述的旧有方式明显有别，从中可以使人们看到某些过去多少被忽视的思想与社会、价值与权力、范畴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所造成的复杂历史关联。
其次，话语分析突出语言的特殊意义、思想政治功能，进一步强化了思想史研究对关键词、重要命题和概念的敏感和重视向度。
第三，话语分析还表现在研究者已开始将以往对重要的文化事件和现象的那些历史阐述本身作为探索和反思对象，也就是把历史书写和历史本身结合在一起进行双重性透视。从短期看，这可能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认识混乱，但从长远看，它要求学者在“去熟悉化”的创新过程中，消解对权威解释的盲从和迷信，增加分析问题的视角和层次。
后现代主义思想下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转变
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谓科学是与非科学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是相对的。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不断的发展演变，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在古希腊文献中，还没有“科学”这个概念，只有“知识”的说法。大约从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8世纪以来，科学（当时主要是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并且率先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中实行了思维方式上的革命，于是，所谓精确的科学分析取代了无知的谵语，空洞的玄学变而为实证和推理的方法。有关“科学”的思想和“理性”一起得到张扬，追求科学成为新的时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科学率先作为相对独立的科学从哲学体系中脱胎而出，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对象、范畴和方法的科学体系。自然认识的科学化及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改进了人类知识的基本内容和总体结构，提升了人类认识的真理性水平，其突出标志，则是形成了以客观性、实证性、精确性为主导原则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科学成为人类知识发展的神圣目标和绝对标准。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大辩论，是一场反思实证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适用性的讨论。截止那时，实证方法一直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性研究方法。受到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思想的影响（如孔德的信念），实证注意社会科学家相信，这种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可以武装他们去寻求人类社会的规律，如同自然科学家寻找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与这样的目标相适应，实证方法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在研究中保持客观、中立、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20世纪60年代，许多社会学家发现，这种所谓的客观、中立立场在社会科学领域既不可能也不适用，因为社会学家总是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取向去研究社会现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系谱学都是对当时存在的知识论的批判，他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福柯等社会学家对于理性和知识的批判，加深了了社会学家对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使得定量方法的影响大为削弱。由此形成的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新共识认为：所谓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指研究设计、研究程序的适用性和规范性；研究证据的经验性、充分性、真实性；结论的可靠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等。凡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方法，包括定性方法，都可以被认为是科学方法，定量方法不再是惟一科学的方法。
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受这种反思和新的社会认识论的影响，以往图书馆学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面的单一性逐步被削弱，产生了多元化研究的争鸣。定性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定量研究也在进行不断的修正，又假设的绝对化转向定量研究过程的规范化。
哈里斯呼吁的多元化、全方位研究。哈里斯认为，美国早期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并非他们所声称的那样以大众教育为目标，也并非是客观中立的，它真正意图是对新移民意识形态的同化。哈里斯也是较早对实证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的学者，他在研究中注意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吸纳，采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视角来进行图书馆学研究。
话语分析。话语分析法就是通过对谈话内容或文献中语片进行分析，剖析一个领域话语体系的形式、结构和规则，透视这种形式、结构规则背后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及权势关系等的方法。
话语分析是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根据后现代主义思想，我们对外部事物的反映是以话语体系为工具的，话语体系是反映物，研究对象是被反映物。作为反映物，话语体系先于研究对象，级被反映物而存在。话语体系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作者用已经存在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这种认识就必然带有话语体系所体现的社会制度和权势关系的深刻烙印，体现着社会的权势关系。这样的哲学基础觉得话语分析法的基本特征。首先，话语分析所要揭示的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而是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和权势关系，这是话语分析与文学评论的区别。其次，话语分析的样本必须是在特定制度/机构背景下的话语，例如用户和图书馆员在图书馆服务背景下的话语。
托米宁对“用户中心论”著述的分析是这一研究方法的范例。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反思“用户中心论”中隐含的制度因素和权势关系。作者以“用户中心论”的代表作品“Seeking Meaning：A Process Approach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为样本，以其中的语篇为分析单元，考察了“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对用户和图书馆员以及相互关系的反映。研究发现，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事实上把用户看做无知的、不能确定自己需求的、甚至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感觉的情报外行人，把图书馆员视作能够解读用户思想的、能够驾驭情报查找过程的专家，作者认为，这样的话语体系恰恰在用户与图书馆员之间构建一种不平关系。
后现代主义思想下图书馆学研究过程、研究内容和研究趋势的转变
现代主义强调中心、统一和均衡，重视对中心的维护和保持，而后现代主义更倾向于多元化、多方向地展开和运动，重视多学科的融合和跨越。
1.研究内容的“去中心化”，开始了关注边缘化研究领域。去中心化对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中心内容的不断游移，研究核心内容的转变，开始关注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比如开始在研究主流读者服务的同时，对于社会底层的关注与关怀成为研究的一个方面。
2.研究超越传统的研究领域，以多元化为研究方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研究已经开始不再局限与传统的研究领域，开始了大量借鉴其他领域研究成果，扩大研究范围的尝试。如英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家麦德斯的研究，他的最主要贡献在于对科学交流系统的研究。与以往研究科学交流的学者不同，它的研究视角带有强烈的社会学色彩。在他看来科学交流的起点、中间环节和最终环节，都构成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受到广泛的社会制约。所以，引文格式的复杂化不仅仅是体现了科学继承，更重要的是肯定科学发明的优先。
3.研究过程中注意反思与回顾。Wiegand 的文章“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20th century history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就是利用一种批判和反思的眼光来回顾二十世纪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总结出图书馆长期以来图书馆专业人员以图书馆为主体，以读者为客体，只重视读者这个客体对于处于主体地位的图书馆的影响，而忽视了将读者作为主体，来看图书馆这个客体在读者的生命中如何产生影响。
4.从对新科技的热衷回归到对人的关注。图书馆开始重新批判审视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存在价值。发生了研究热点的由图书馆本身——新技术——人文主义的复兴。
5. 纯理论研究减少，图书馆针对现实问题研究增多。 “纯理论”研究已经很少，但他们的思想已经渗透于人们的思维之中，转化为图书馆界对其当前和未来生存环境的高度敏感性。例如，结合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重新考察馆际互借和有偿服务。在社会老龄化的背景下讨论图书馆服务，特别是为老年人服务的问题。在社会民主背景下讨论，不同阶层用户的图书馆服务。
02 十二 08 今年国外图书馆界有哪些大事？
我又恢复了写作的能力。
但一上来就遇到难题。我又要为《海外馆情》写08海外图情大事记了。这一年国内的事情太多，国外的事情也许很多，但听闻的毕竟只有少数。谁也没那个闲功夫成天读英文报章。在我看来重要的几个，如金融危机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谷歌与出版商、作协的和解协议以及欧洲数字图书馆上线并宕机等。
请熟悉海外图情大事的朋友们帮我想想，或者提醒我一下。谢谢。
Tags: 海外图情
26 十一 08 方文山北大演讲：华人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
这是我近期读到的最好的文字。特意转过来，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有“质感”的人。
很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和各位同学进行这场文化上的交流与经验的分享。我今天所要演讲的题目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我在这里所指的民族，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华人自己。而华人一词的称谓泛指包括内地、台湾、香港、星马、与东南亚一带的传统华侨，以及美加地区的华裔新移民等。
我想可能很多同学都已注意到，我写了很多所谓“中国风”的歌词作品，譬如《娘子》、《双截棍》、《爷爷泡的茶》、《东风破》，还有最近的《菊花台》、《千里之外》等。其实这些歌词中浓厚的古诗词韵味并不是偶然间产生的，作品是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跟性格的。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民族意识很重的人，长期性的关注跟民族、传统、与文化相关联的议题。当我这种文化意识跟音乐相结合起来时，就自然而然的孕育出所谓“中国风”的歌词，这是首先跟大家解释为何我会创作出如此倾向的作品。
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我长期以来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我认为我们华人并不是一个很有“质感”的民族。所谓的“质感”指的就是一个东西的材质、与它外观上的美学设计，及其整体的精致度。我们会喜欢买一些价钱偏高的名牌包，譬如LV、Gucci等，是因为直觉的就喜欢那些名牌所代表的价值与品味。一般人总是很自然的会去追求名牌衣饰的质感，但却忽略了买此类商品的人，其本身却往往没有什么质感。我对台湾比较熟，所以现主要以我在台湾所观察到的现象举例。像一些在北市闹区逛街的年轻女生，很多时候的穿着并不是很协调：她可能上身套一件优雅的洋装，下半身却穿着嘻哈风的牛仔裤，然后脚上硬生生的一双廉价的夹趾拖鞋。当然此类的造型，某些时候美其名为混搭，问题是，大部份的人都搭配的很没有风格。常常自己的穿着品味的调性并不具备一致性，没有基本的美学素养，但却盲目地去追求名牌，这是精神错乱式的荒谬。大部份的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都懂得会去追求衣服、皮包、汽车等物品的质感。因为美的东西其价值是有共通性的，没有人不喜欢美的东西。但大家在拼命追求商品外在质感的同时，却常常忽略了自身对穿着打扮很基本的美学素养，变成需借助与依赖这些名牌的材质去衬托自己的行情。
举例来说，以台湾人对婚嫁与丧礼等此类人生大事的态度来看，台湾人对美的基本尊重，便已严重的不及格。那是个应该要很庄严的场合，但来参加的来宾中通常都一定会有人直接就穿夹趾拖鞋或是汗衫来。不管是尊重已往生的死者，或对婚礼上正沐浴喜悦中的男女双方而言，穿载整齐是合乎礼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但大多数的人却不这么严肃看待。我们再观看时下流行音乐的MTV，或是正在热门档期中的国片，如果你有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明明就是华人的电影、华人的歌手，但只要有婚礼或葬礼出现的场景就一定是西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丧礼比较肃穆，而西式的婚礼的确也比较浪漫。要拍唯美的婚礼就一定上教堂，尽管男女主角并不是基督徒。难道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的婚丧形式比较有美，比较适合戏剧上的表现吗？台湾很多电影和MV的场景，都喜欢用西式的婚礼和葬礼去呈现。莫非因为华人的婚礼的形式比较吵杂、丧礼的仪式比较低俗？所以比较不适合表现在强调美学构图，与故事张力的戏剧上！？
现再以城市为例来说明，不禁要问为何大多数华人居住的地区都不是很有质感。城市建筑是国家形象最具体的象征。但在台北市，据我所知，大楼外观的建筑形式与色彩调性从来就没有被规范过。市区街上，每个店面的装潢都很有特色，看的出有某种美学的追求，都可以被独栋独店的欣赏。但你只要把镜头一拉开，一扩大，用较大的视野全方位的去看整条街、整个城市的轮廓，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杂乱无章，城市基调混乱，房子盖的毫无章法。一个城市的建筑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质感。有质感的东西是可以深入骨髓的，那是文化底蕴浓稠度的一种展现。当你犹如追星族去追求昂贵的舶来品时，实际上正是以某种自卑的心态去追求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一种心理上的反差与补偿心理。而台北就像个浓妆艳抹下的模特儿，急于讨好国际上的眼光，却根本就已模糊了自己原本的面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风格。
台湾的一些老旧建筑，比如传统的四合院、日据时期留下的官舍等。这些建筑如果屋瓦毁损了，一般就用很简单很便宜的铁片去搭盖。很少有人会按原先建筑的形式，用原来的建材、风格去修复，这其实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漠视，因为从没有人认为恢复古厝的外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几乎没人实际这么做。四年前当我初次来北京时，我发现北京很多胡同、四合院都在拆，因为要迎接奥运。那时候我和出版社的人去那些待拆的胡同捡拾门牌，比如刻有“某某胡同”的门牌，我喜欢那种带着旧时记忆象征性的小东西。虽然知道拆掉那些老旧胡同是为了整个城市建设的需要，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可惜。因为“胡同”是北京的城市建筑的象征，也是一种有形的文化资产。当观光客来到上海、香港、台北，北京等华人聚集的城市闹区时，只要不把镜头对准那些具有象征性的地标，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你现在位于哪个城市，因为它门所有建筑结构都是西式的，所有的大楼都是玻璃帷幕，或钢骨结构，每个城市的景观都很像。上述那些城市都只有林立的建筑而没有城市文化。胡同是北京的一种象征，外地人来北京看到胡同会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当然，不拆这些胡同也无法大幅度地去建设或改进交通，这也是两难。其实刚开始我老觉得那些旧建筑拆了可惜，但后来发现如果不拆，它整体看起来也是破破旧旧的，散发一种家道中落破败的感觉，一个衰弱的王朝的象征，外观老旧斑驳，也并不是那么吸引人。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是我们传统的建筑形式根本就不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吗？
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欧洲小镇的风景明信片，当时以为那只是为了拍照印刷好看，而特地去找来很罕见的景致，目的也只是为了让画面更赏心悦目。一直到后来才知道风景明信片里的村庄是真的都有人居住，那不是欧洲版的中影文化城、他们是一整个村庄、一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风景都是如此的美。我以为明信片上美丽的风景只是在取景时回避掉某些角度，只单拍这个景（比如一座古堡、一段城墙），就像美编过的电影海报一样。后来看了一些在欧洲取景的电影，藉由镜头 360度的回转，发现他们是整座村庄、整个城市都是一种统一的色调与建筑风格。台湾的老建筑通常只是得到“点”的保留。所谓的“点”就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物被评为三级古迹，但附近就只有它孤零零的一栋古迹而已，在它旁边很可能是一栋钢筋水泥的玻璃帷幕大楼。古迹旁边的景观视野通常并没有被重视与限建。所以对古迹的保护，很难形成一条线、一个面。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根本也没有年代久远且数量庞大到能够让人连成一条街的古建筑群，更别说能够形成一个像村镇一样面积的古城区，这是做梦都不会发生的事。
欧洲有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它数量庞大到轻易就能连成一条街，以及一个构成一个村庄。欧洲对于城市建筑的外在色调，很重视其一致性，在盖新的建筑时，会考虑到建物本身与周遭环境的配合，譬如建物外观的颜色、风格，不能太突兀。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外形是一致的。像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城市基本调性，就是红瓦、白墙，整齐的天际线，犹如童话世界一般。而同样都是老建筑，北京胡同的高度却都只有一楼高，就算不拆，外观上也很低矮，不会很新颖。北京胡同的基调就是灰色的，屋顶的瓦与墙上的砖都是同一种色调，一种保守而没有生气的“灰”。
一个民族美学的素养与人的质感是反映在各个方面的。在台湾，有些人就直接在路边摊上狼吞虎咽的吃起东西。你说这是风土人情也罢，说是生活习惯也行，但在路边摊翘起二郎腿来吃东西，而旁边就有人在洗碗筷。其实既不卫生也不美观。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无所谓，也不觉得哪里不对劲。问题是，如此一来，街道就像是工寮，整个城市的景观就被破坏了。还有很多民众家里私人的装潢空间都很讲究设计感，布置的很漂亮，但只要一出了门，到了公有地，就不再会去关心周遭环境的景观。那种心态好像只要是公众的利益，大家就默不关心，自私的心态赤裸裸的显露无遗。这现象好像还不只有台北会发生，香港、上海，以及北京等地，居民的心态与状况也没有改善到哪里去。大部分人不会去在意城市整体景观的维护与协调，甚至花一点时间做环保义工都不愿意，但对于私人住宅，花再多钱装潢都毫不心软。
其实美学的鉴赏是需要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的教育，向下扎根，慢慢培养。这种公民意识的形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蕴酿，养成一整个民族的素质则更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对我而言，出国旅游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行为，尤其是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欧洲国家。因为他们整个民族花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文明，你可能只需一、二万人民币就能浏览他们细心维护下的城市景观，那其实是很震摄人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拉格的捷克守军为了维护古城的完整，宁愿选择投降，也不忍先人所耗费心力所建立的城市文明成为瓦砾。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抗战时期却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当时湖南长沙聚集了许多战备物资，国民党为避免日军掠夺这些物资，但又不想浪费一兵一卒去守城，折损自己部队的战力。不待日军进攻，竟自行纵火焚烧整座长沙古城，引发中外著名的《文夕大火》。一个屹立数百年古色古香的长沙城就这样瞬间化为灰尘。当政者就为了保存自己的军力，还有所谓的面子，竟可毫不顾及历代祖先辛苦营建的心血。反观捷克的守军，宁愿当代的自己受辱投降，也不愿历代祖先的心血化为乌有。两相对比之下，不禁令人感概万分。完全不同文化背景所熏陶下的民族，对自身文化遗产的态度，及其所下的决定迥然不同， 当然命运也就不一样。
我们的城市规划主要还是以建设、商业为目的去进行。台湾的老旧建筑汰旧换新的速度很快，现举台湾特有的“眷村”为例。所谓“眷村”就是当初跟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去的那些军人与眷属所住的地方，其村落设置的地点遍布台湾各地。但政府从来就不认为那些眷村有保留的价值，因为它实际上也就四、五十年的历史，因为要百年以上的建物才够资格被认定为古迹。但如果现在连这种四、五十年的建物都不设法保留而一律拆毁的话，那到底台湾要怎么累积百年以上的建物呢？“眷村”它代表的是一个族群(外省人)共同的生活记忆。台湾的政府就是如此的不尊重住民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为政者到底有没有“文化质感 ”的一个指标。
有外国人说，台北是一个最没有自己风格与气质的城市。在台湾,任何人长大后回到十几二十年前的家乡，几乎都已找不到儿时的记忆空间，因为改建的速度很快。可能小时候看过的树、走过的桥、和邻居小孩玩耍的树林全部都因为改建而消失，几乎再也找不到共同记忆，因为共同记忆都被拆光了。建筑物本身所代表的历史记忆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你能够想够想象你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游戏过的公园、住过的小巷、吃过的小馆子，这些生活记忆十几二十年后都彻底的消失是个怎样的状况吗？而台湾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戏码，拆了又盖，盖了又拆。我想北京现阶段为了迎接奥运，老旧建筑拆得很快。
在台湾，传统节日时很多人会来参加庙会的活动，比如迎神赛会、舞龙舞狮，但他们的穿著却很奇怪：上面的传统服装可能是唐衫或道袍，下面却是牛仔裤甚至是拖鞋。他没有意识到一个小细节的维护就是对传统的尊重。但这也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我透过报章杂志、与网络信息的了解，也很少看到内地有哪个城市的居民会集体在那个传统节日穿着传统服装出来一起庆祝。国外比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传统节庆，整个小镇的居民都会不约而同自发性的穿载起传统服装，那画面很令人感动。
现在大家拼命在讲全球化，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出国旅游什么最吸引你？就是那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去印度，看到印度教的僧侣在冥想；去西班牙，看到他们在斗牛；去南美洲感受桑巴舞；去日本看他们传统的樱花祭，就是那股异国的情调与神秘感在吸引着我们。如果全世界的建筑都盖一模一样，所有的人穿着打扮也都一个样，饮食、庆典、风土民情也不再有各自的特色，那其实已经没有观光的必要了，因为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我的认知，全球化应该指的是经贸方面的交流，而绝对不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
台湾很多歌手都喜欢去国外拍MV，比如意大利的罗马、日本的北海道，拍出来都很宏伟、精致与耐看。但我却没有发现过有外国歌手的MV来台湾取景。因为我们的市容不整齐，整个镜头一拉开，这边可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那边可能是四合院，景观的调性很不一致。我去了好几趟日本，日本人对传统聚落的维持一直很用心保存的良好，去那取景所拍出来的MV也很耐看。最讽刺的就是，比如青岛的租界区、上海的十里洋场了。这些曾被殖民者占据过的地方，都反而留下了为数不少而且很有质感的西式建筑。青岛这城市的天际线、上海外滩上林立的大楼都很漂亮。这不免有些讽刺，怎么那些占领时期所留下的建筑都保存得这么好？甚至已变成这些城市建筑里最美的元素。那我们是否应该感谢曾被占领过呢？否则那里来这么好的建筑艺术。
前一阵子我去北京王府井闲逛时看到一个外国教堂，教会对教堂的建筑外观通常都很讲究的，那整个教堂就维持的就很好。因为王府井的整条街都是近代才兴建起的西式办公大楼，看不到任何一栋有传统风格的中式建筑。虽然王府井号称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但我所看到最古老的建筑，却是那座外国教堂。除非有人告诉我这是曾经是清朝的最热闹的商业街，否则我根本就完全看不出来那里曾是所谓的百年老街。台湾状况也是如此，日本占领时期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巴洛克建筑，台湾的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都还一直沿用这些建筑。这问题跟上海外滩一样都很反讽，台北市最精致的建筑元素也都是当初的占领者所留下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问题出在那呢？莫非中式的古建筑不大气，建筑的格局与形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就我的认知，新加坡可能是一个特外，它是一个由移民的华人所成立的国家，国家本身的历史不长但他们却很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些旧式的建筑保存得很好，他们认为那是国家的象征，甚至是观光旅游的资源。而且新加坡人大概是所有的华人中最守法的，其国民的法治观念很强，整体而言，素质较高。
常常我们旅游到了欧洲国家，你会发现他们都很注重与维护自己传统建筑的外观，当地住民也很重视自己独特的节庆。常在传统节日穿戴起自己国家的民族服装，整条街道、整个村庄的人都盛装出席。这点是自诩为文明古国的我们所不及的。我很少，甚至可说没有见过在什么中秋或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看见我们华人会整个村庄的人特地穿着传统服饰去庆祝。我今天所谈到的都是一些自己的观察和心得，并非严谨的学术调查，因为我想认真的调查起来或许问题更严重。这些发生在你我身边随时随地都在上演的文化现象，各位同学不妨偶尔静下心来观察，绝对会让你有完全不一样的体悟。我一向很关注这些文化现象，有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后来我的文字因缘际会的跟杰伦的音乐相结合，所以才创作出那么多“中国风”的歌曲来，并且很荣幸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与喜爱。
讲到质感的问题，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日本这个国家。日本人很奇怪，他对中国人一直有种崇古蔑今的心态。他们极度崇拜古代的中国，像《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典故，他们都很熟悉，甚至比中国内地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还要熟悉。他们不仅崇拜而且还继承下了一些中华文化。比如日本的小学生到现在还有书道比赛，国家也很重视书法这项传统，也并不认为这是外国的东西。如果到东京街头，随便找个路人问他们关羽、张飞、孔子、孙悟空等，他们都知道是谁，甚至已经将他们吸收进自己文化里，并且消化成电动玩具、漫画等等。
我去过日本，发现他们对美学设计是很讲究的，整个城市里的居民穿着打扮都有很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有型。街道很干净，连一个排水沟的盖子都有城市的特有标志。整个街道的招牌、店面，都很素雅。他们很重视产品的包装；也很重视古建筑的维护。美学的观念很发达。如果说拿中国文化跟西方文明来强加比较，或许有人会说因为文化的源头不一样，思维本来就会不一样，因为一开始他们的建筑、绘画、音乐等文化的方向就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日本就是最好比较的对象了，一样受儒家学说影响并且在使用汉字的东方人，文化源头的同构型很高。但他们对传统文化却很用心去维系，举凡茶道、剑道、书道、能剧，以及成年礼等，还有相扑。相扑是一个国际运动项目，延续了几千年都不曾中断。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观察、比较的。
一般而言，电影、MV中如有需要出现婚丧的场景，有需要唯美的画面时，通常剧组都会整队拉去教堂拍摄，或是到充满十字架的墓园取景。就算没有受过正统美学的教育和训练，一般我们人的眼睛都还是会凭直觉分辨出好跟不好，美与不美。每当我看到犹太人逃难的纪录片时，我就深感讶异，五、六十年前犹太人逃难时的穿著，甚至在市区被德军集体遣送时的服装都是很整齐，有一定的素质：男性都穿西装大衣，戴帽子；女性则都会拿个小皮夹，或拎个皮包之类的；也没看到任何一个犹太小孩是打赤脚的。此时他们的身份是难民，但其民族整体表现出来的教育水平，则很令人敬佩与感慨。犹太人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这个民族出了许许多多几乎与其人口数等量的科学家与艺术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很大。我个人觉得他们是个质感很高的民族。我以前在想为何关于二次大战跟犹太人相关的电影拍不完呢？原来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科学家、艺术家，每个人对美学的追求有基本的素养，整个民族文化的有一定层次的水平，所以这里面很多关于心理层面的故事可以发掘用来拍电影。但关于我们被日军侵略迫害的电影，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部很好看、拍的有质感的。我常在反思，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电影工业不强，还是因为种族的心理层面很肤浅，没有东西可以发掘的？如果你个人不要求与累积身为人的质感，最后极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体文化份量的累积。
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假设一百年前有颗陨石从外层空间掉到地球，刚好就落在中国的正中央，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消失了，但旁边的国家都完全没有被波及。那么回过头来看百年后的今天，现阶段世界上各项的科技文明，与现代化的生活水平都还是会维持着，没有丝毫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我们消失了，整个人类文明倒退一百年。现代文明会不中断的持续，还是一样会发明手机、DV、电话、网络、飞机和汽车等，所有的物质文明一样都不会缺少。因为一百年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于十分衰落的境地，对世界的文明进展并没有太大的贡献。简而言之，假设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彻底绝灭了，我们来看现在的科技文明，也不会缺少了什么东西。还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知道，当你学习晋升到某个阶段时都会直接读英文原文书，尤其是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也就是摆明了说，近代的汉字文明有其严重的断层，读到某些高等教育时，汉字就完全无用武之地，再也无法提供学习所需的养份了。
教育是提升民族质感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民族不重视现代化的教育，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又缺少认同感，长期以往，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均，造成本国人民的素质参疵不齐，你可能人口很多，但并没有等量的优秀。当然在座的各位同学无庸置疑的都很优秀，是金字塔顶层出类拔粹的北大学生，但若跟内地庞大的人口数相比，人数还是少的可怜。反观犹太人，犹太人大概是世界上种族质感最高的民族之一了。犹太人虽然颠沛流离，去很多国家都被歧视，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不得从事什么工作等，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反而更努力地去维系与巩固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身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很强。一个民族一定要对自己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才会塑造出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美学观，这无形中也带动了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今天强调的是，如果个人不重视与提升自己的质感，不管是在教育训练、穿着打扮、以及美学设计等各个方面，那么你我这个没有质感的个体，将会像癌症般慢慢的影响它周遭的人事物。最后，影响到一个团体、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以及一整个民族。
我希望大家先从重视自己本身所谓“华人”的民族气质与质感开始。除了使用与欣赏国际名牌的质感外，同时也要了解那些品牌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屹立不摇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对美学品味的追求从不懈怠。你不能只是为了暴发户式的证明你穿戴得起名牌，但却对自己服装上的褡配品味完全不会，或者根本不协调。名牌在你身上反而呈现出俗艳的质感。例假日时我自己常在台北郊区开车闲逛，眼睛每次总会停留在刚刚惊鸿一瞥路过的日式官舍、闽南式四合院，以及古厝周遭景色调性很一致的风景上。如果你可以在一百年前就展开环绕全球性的自助旅行，那你肯定是很幸福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全球化，所有国家的建筑都具备浓厚的本民族特色。譬如你到了越南的河内，看到的就是越式风情；到东京，看到的就是和式建筑；不论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他们穿的衣服和城市的建筑都有着很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这时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传承自身文化的国家，没有外来的文化杂质，整座城市，不论是传统建筑，人民身上的服饰，其文化的调性都很一致，可以想象那真是一种铺天盖地属于本民族极致美学的画面。
但现在因为全球化的缘故，所有民族的传统服饰、所有国家的建筑、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美学几乎都被现代化了，也就是所谓的西化，大家都采取同一种标准在看事情。像工厂同一套模具的输出品一样，城市与城市间的建筑，人民与人民间的穿著，格局越来越像，打扮越来越一样。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惜，很多不同文化体系的美不见了，很多独特的思维也就会跟着消失了。我们会重视物种的灭绝，假如青蛙、蝴蝶消失了一两个品种，就觉得很可惜。可是对于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正在快速的消失，我们难道就没有查觉那里不对劲吗？没有任何警觉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汉字，尤其是传统的繁体字，是因为汉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其它所有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不论是从拉丁文衍生出的法文、英文、德文，或是中东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文，或是我们亚洲近邻的韩文、泰文、以及日本的假名等，这些全都是以字母为发音基楚的拼音文字，地球上现还在通用并且流传的活文字里，唯有汉字是唯一一种尚在使用的表意文字，这是一项何等骄傲的事情啊！在现今强调物种多元、文化多元的国际社会，相异于基督教文明与回教传统的东方文化，其地位显得很特别。维护中华文化中独一无二与无可被取代的特性，更显其有意义。最后恳请大家重视今天所讨论的议题，当一个有质感的华人，就从你我间的改变开始……谢谢大家！
17 十一 08 八牛之妻
南太平洋某个小岛（Kiniwata）上，有个年轻有为的小富商林哥要娶太太了，这儿的习俗是用牛当聘金“买”个老婆回家。越好的老婆当然要的牛就越多。一般来说，两三条牛就可以买到还不错的老婆，要是四五条那可是“保证满意”。
林哥中意的女孩叫玛哈娜。但是玛哈娜事实上不是什么美女，不过中人之姿，而且胆小如鼠，羞怯内向，甚至弯腰驼背， 走路时后头像跟着一群秋天的秏子。这样的条件，要的牛实在不能太多。她老爸也知道这点；事实上他深怕这女儿会一辈子留在他身边嫁不出去。
当林哥来提亲并论价时，老爹先开口要三条牛，心里希望的底价是两条。但是林哥是什么样的人物，谈到最后，一条成交。
然而，不知怎的，林哥忽然回到老爹面前，对岳父大人道：“玛哈娜的老爹，我愿意用八条牛换你的女儿。”
这事很快便传了开来，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所有的人都笑精明的林哥竟然被鲁钝的老爹给耍了。
后来有人到这地区旅游时，这事也传到她耳里。她想一睹林哥和他老婆究竟是何生模样，于是借口造访林哥的家。当她见到玛哈娜时，她被玛哈娜的美丽完全震慑住；她的香肩和双眼里飞扬的神采散发出一种无可抵御的魅力和骄傲。
“你觉得她漂亮？”林哥问。“是……她真美！但是她可不是大家说的玛哈娜”。“只有一个玛哈娜。也许她只是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子罢了。”
林哥说：“……许多事物可以改变一个女人；不管是外在的或是内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怎么样看她自己。在Kiniwata，她看自己比尘土还不如。现在，她知道自己比全岛上任何女人都有价值。”
这是今天早上上外语课时Bird教授放给我们看的一个短片。英文原版的故事在这里。仅以此献给正在热恋或急需热恋的男朋友女朋友们。顺便提醒一子，找一个愿意给你八条牛的男人——老年授男对我说的，现在中年男愿意分享给青年男女们。哈。
Tags: 八牛之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