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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关注这一领域。最近发现写这方面的论文越来越多了。

后现代社会与图书信息学研究的未来

The Postmodern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叶乃静 (Nei-Ching Yeh)

台湾大学图书信息学研究所博士班

壹、前言

1991年，University of Tampere信息研究学系(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tudies) 为庆祝成立二十周年，举办了国际研讨会，探讨图书信息学的研究目标、范围和主要的现象。会议席间，Gernot Wersig认为信息科学一直都不算是一门有组织的学科，信息科学若要成为一门科学，应成为后现代科学，以科学方法协助解决使用者所面临的问题。「协助解决问题」是未来信息科学研究的方向，事实上这样的理念与Brenda Dervin的情境理论－由使用者面临问题的情境，思考协助其解决问题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本文由现代社会的问题、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谈起，再由Gernot Wersig和Brenda Dervin的理论，探讨图书信息学未来的研究方向。

贰、现代主义的现象及其问题

对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人们通常是站在时代划分的角度来谈它，正如中世纪时的「古代」和「现代」的区分一样(注 1)。换句话说，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将历史区分几个阶段的概念。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但其代表的概念却是相承续的。因此，本文虽旨在由后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探讨图书信息学研究的未来，但这样的探讨，必须从孕育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谈起，以期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现象有一具体的了解。

一、现代主义的兴起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现代主义的根源，其相信理性与科学，认为人类是很理性的，有独立清晰的思考能力，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面临的问题。且人生来都是一样，具有理性思考能力，都能透过教育提升自己，社会也将更趋于完美(注 2)。正因为现代主义强调，人有明智判断和自我选择的能力，所以，不再对神敬畏及对权威崇拜，并与自发的情感、主观的感觉对立(注 3)。

启蒙主义理想的提出，由其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的专制制度来看，可说是试图解除古典主义加诸后人精神的束缚。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启蒙主义哲学家提出现代性计划，希望阐扬客观科学、道德、法律和艺术自主的观念，企图利用专业文化的结晶，来为日常社会生活的理性组织架构服务(注 4)。此外，透过人类思考和科学的运用，人们相信知识的进步永无止境，社会与道德改善也将恒往前进。所以，过去那种需要以回顾古典来突显「现代」的想法改变了，现代主义学者反对古典主义者的崇古理想，而找到历史新时代(注 5)。

我们可以说，启蒙主义对理性哲学的信仰，使其将理性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根源、真实之所在以及系统性知识的基础。理性被认为足以发现适当的理论规范与实践规范，凭借着这些规范便能建立思想系统与行动系统，社会便能再造。这样的信念，体现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其它民主革命中，这些革命家企图推翻封建社会，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从而展现理性与社会进步(注 6)。其实，这样的理念正是美国公共图书馆兴起的动力，相信藉由图书馆教育的功能，全民平等的受教机会，必能提升民众的素养，解决一切的问题，使得社会更加祥和。

二、启蒙主义和传统理性哲学的终结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现代主义深信的理性哲学并没有让社会更美好，现代主义的建构过程也产生无数的痛苦，从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工匠，到被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的妇女，再到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被灭绝的种族，都是这个过程的牺牲者(注 7)。而且，工具理性的出现，导致人们相信科技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主要力量，人们利用新科技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控制了人(注 。我们可以说，后现代社会中科技济世的理想并没有完整的体现；相反的，由于人们科技至上的观念，以及对科技运用应有的社会责任认识不清，加上文化价值判断之缺乏，导致科技运用为社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如同甘绍平所说的，尽管人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启蒙理性的理想社会仍未能超出单纯观念与乌托邦迷梦之形态，以法国为例，法国革命后我们所看到的仍是无休止的掠夺战争、贫富对立明显。我们也发现如果人是理性的动物，为何人类的行为是荒唐、野蛮，甚至是惨无人道的(注 9)。

启蒙理性最后会有这样的结果，有人认为除了启蒙思想家设计的理想王国，其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尚未具备，人们盲目发展科技，使物质生产力膨胀，物欲愈加扩张，而导致精神贫乏和道德感的失落等原因外，也因为人们太理性了，反而忘了人性(注10)。王岳川则认为，五十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内部诸多流派松散组合的离心力，以及自我发难和颠覆，加速了现代主义运动的解体(注11)。上述的种种因素，正是后现代主义兴起的背景。

参、后现代社会的出现及其冲击

一、后现代社会的出现及特征

在后现代兴起的时间上，理论家们各持己见，至今未达成理性共识。例如，H.G. Gadamer和Jacques Derrida认为后现代主义源自六十年代，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的兴起为特色，而登上现代思想的舞台；Daniel Bell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是社会形态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因此，后现代主义产生于60年代；Jurgen Habermas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兴起于二次大战以后，他由重构而不是解构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并以沟通行动理论为基础，发展出替代的理性概念，即反对现代主义植根于主体论的「意识哲学」，并设定了「沟通行动」和互为主体的哲学(注12)；Jean-Francois Lyotard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知识状况的集中体现，他强调论述的异质性，提倡多元并反对一元化理论的立场(注13)，他也把后现代的兴起看成是六十年代中期的事；Fredric Jameson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反叛，兴起的时间为五十年代。William Spanos认为现代主义的本质是「复制」，其世界观是一种重偶然性、重历史呈现的「机制」，其兴起时间应追溯到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哲学。(注14)

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综合后现代理论家的看法指出，在当代高科技传播社会，例如计算机和传播技术的结合、新的知识形式，以及社会经济系统的快速变迁和转型，正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这些发展过程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文化解组、时空经验的改变，以及经验主体性与文化的新模式，并提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所以，后现代性的时代构成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与社会文化形构，需用新的概念与理论来理解(注15 )。

王岳川则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成为风靡西方世界的显学。后现代主义迅速崛起，反映出西方文化流向的新变化，也显示出它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承续的逻辑必然性(注16)。后现代主义挑战现代主义的下列理念，诸如人是可以理性思考的、人人都是生来相同的、可以由社会获得理性知识等思想，而代之以尊重人的个体差异，允许次文化的存在(注17)。因此，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为代表，其特色可以归纳如下：(注18)

(一)反永恒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存在一门只关心具有根本性问题的超级科学已值得怀疑；在人类生活的思想和艺术实践中，也不应再存有「第一原理」的看法，也就是不应再固守有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哲学问题」。

(二)反二元论：即反对二元对立的思想体系，尊重个体多元的差异性。也可以说，后现代的特色是不求同(所以不需要什么共识)而求异。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怎么都行，可以说其以较深广的气度去宽容不一致的标准(注19)。

(三)反体系性：反体系性其实是解构主义的特色，反对任何人为设定的理论前提和推论，否定人能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即总体同一性的认识。

若从思想潮流来看，王岳川则以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不同的思潮，来说明后现代社会的特色。他指出，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存在哲学代表了现代主义主要的思潮，并呈现出逐渐向后现代演化趋势的话，那分析哲学、新解释学、解构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则代表了后现代主义主要的思潮；尤其是哲学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直接成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注20)。

二、从后现代社会走向后现代科学

除了前述后现代主义挑战现代主义的种种观念外，若从知识的演变来看，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知识角色也产生了变化，例如知识不再是个人拥有、知识较过去变得零碎、科学的复杂使得知识的验证更加困难等。这些改变，所反应的乃是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因为上述知识角色的变化，Gernot Wersig认为后现代社会已走向后现代科学的阶段。依照Gernot Wersig的分析，后现代科学下的知识变迁，其详细的内容如下(注21)：

(一)知识的非个人化(The de-personalization of knowledge)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知识是个人化的知识，人们经由口语传播的方式传递讯息。文字发明以后，知识可以系统的、立即的被记录下来，其传播方式除了口语外，书写传播也愈来愈普及，也愈来愈仰赖人们的阅读能力。因此，有人认为古腾堡主要的发明并不在于印刷术的改善，而是新科技的进展让愈来愈多的人，能记录下他们个人的知识，并呈现给他人。

文字及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人类传播方式，也使知识由个人化转向非个人化。例如在一世纪时，个人化的知识是很明显的，在科学史上我们会发现，沙龙和一些学术场合是科学知识常被讨论的地方。而知识非个人化后，虽然知识较以往普及，相对的在知识的掌握上也更为困难，举例来说，新闻从业人员无法掌握这种非个人化知识，只好在电视上利用访谈方式来报导新知，或利用研讨会的方式，来传播个人化知识。当然，知识的非个人化也间接影响非个人化传播技术的发展，例如在线数据库、光盘数据库、视讯会议和多媒体系统等。

(二)知识的可信度(The credibility of knowledge)

早期，科学知识是可以藉由观察世界而得到证实的，只是观察的方法和技术较为简单。然而，本世纪以来知识获得的技术，如科技、研究方法和理论等愈来愈成熟，也导致科学知识难以被了解或证实。有关我们世界的知识，例如夸克和DNA等，一般人并未亲见，却只能相信。这就是典型的知识非个人化。

可是，如果知识变成非个人化，另一方面又有愈来愈多的知识必须相信，人们可能出现的窘境是，什么知识该接受或那些知识该相信？而新科技的不断进展，使得这种情亦形复杂。也因此，Gernot Wersig指出，我们虽然必须相信知识获得的技术，但是，我们也要对获取和复制知识的技术带有批判性。

(三)知识的零碎化(The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造成知识零碎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知识量的大幅增加，任何人都不可能过泸完所有可能获得的知识。其次是如同Max Weber所说学术的自主性，意指不同的学科领域不断出现，且发展各自的标准，排斥其它相关学科的论点。第三个原因则是思想的多元化。在科学领域中，我们到处可看到知识零碎化的现象，不同的学科几乎无法有相互争论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每个领域所归纳的知识，其依据的标准各自不同，所出现的术语也有所差异。事实上这样的情况，除了在学科间出现外，同一学科内也隐约可现。

同样的情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见，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属于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环境，各自的习惯也不同，这也就是所谓的多元社会。不同的知识载体及传播媒体的出现，也使得人们在知识的搜寻上出现了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说，知识的产生、呈现及需求，都出现了零碎化的状况。

(四)知识的理性化(The rationalization of knowledge)

在现代社会，知识具有下列三个特色：可以用实验方法予以归纳、以可被证实的方法呈现、具有人人皆能依循该知识的本质。这样的特色，也因此导引出「计算」的理念：人们清楚的分析那些是应获得的知识，那些应具有标准的知识要素。因此有人称此发展为「行动的理性化」，人们的行动完全以计算为基础，在此情况下的知识并不是每一种可能知识的呈现，而是计算导向的知识。

当然，「计算」理念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应用信息科技的增加，而人工智能的理念也使这种情况更加骤。但其产生的问题却是，并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计算(衡量)的，也不是所有的情况，每一种知识都能计算，应有其它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模式才对。

肆、从后现代科学看图书信息学研究的未来

上述后现代科学的四个特色，会因为信息化(informatization)的现象更为加剧。因此，Gernot Wersig认为，信息科学要成为一门学科的话，应成为后现代科学(注22)。后现代科学不像传统科学，企图完全地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策略导向的(problem approaches)，希望发展因为传统科学和科技引发之问题的解决策略。因为，过去科学虽然成功的解决了人们的饥饿、孤单、疾病等问题，却带来了新的恐惧来源，如环境污染、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军事科技等(注23)。这些问题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人们的生活，所以应有一套解决的对策。

Gernot Wersig建议，在后现代科学的社会里，信息科学不应以传统的学科来看待，应视为一种新科学的标准，否则她将无法吸引很多人的注意。要达到此目的，信息科学应发展一种新的理论架构以为研究的基础，而个案研究及质化研究法，也将愈来愈重要(注24)。而在建立理论架构前，应对信息科学有个回顾，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注25)

(一)藉由广泛科学理念的重新定义而发展基本模式(basic models of re-definition of broad scientific concepts)

有些可以指引信息科学理论建立的一些科学概念或模式应重新定义，因为过去这些概念范围都太广泛了，并无助于学科的发展。往后，如果信息科学关心人类和其知识使用的话，在系统设计时，就应了解在知识传递过程中所有行动者(actor)及其行为，包括传播过程及传播的信号。因此，建立理论的首要步骤是对一些现有相关的概念，重新定义他们或建立新的模式。

(二)内化概念的科学化重建(scientific reformulation of inter-concepts)

内化概念是指一些似乎很熟悉，我们认为每个人都会了解，原都会以科学方式定义的概念，例如「知识」、「信息」、「艺术」、「科技」、「文化」和「影像」(image)等名词。以「知识」这个名词为例，它是信息科学中常出现的字眼，但与知识相关的学科有知识心理学、知识社会学、认知理论、认知科学、以知识为主的系统等。这些名词很难有一完整描述，自证性(self-vidence)很强，虽常出现于很多学科及演讲中，却无法言明其源自那一学门。以科学方法重建这些概念，意指我们要找出其起源，在各不同领域的定义，及各学科应用的方式及原因。

(三)基本模式和内化概念的交织(interweaving of models and inter-concepts)

信息科学若关心知识、信息和影像等概念的话，内化概念的工作就显得很重要，当然，这并不是信息科学的全部，但信息科学却需要对这些概念有普遍性理解，以为决策形成之参考。所以，信息科学是属于理论工作(theoretical work)，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内化概念工作(inter-conceptual work)。而且，基本模式的形成及内化概念的重建，不能就某一学科范围单独考虑，而应广泛地就不同领域的角度思考。这些基本概念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网络架构，以内化概念为核心，再与其它相关概念相连结，使得信息科学的理论更为周延。

我们若由Gernot Wersig所谓的信息科学是一门后现代科学，及知识的改变等角度，来思考图书信息学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说，发展解决问题的策略，是未来我们研究的焦点，也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因为，知识的复杂化、非个人化和不易掌握，加上后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问题，都是人们最感困扰的。图书信息学的研究和图书馆的服务，都应从协助人们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Gernot Wersig所谓的「信息是行动的知识」，以及Brenda Dervin的「意义建构」理论来说明。

一、信息是行动的知识 (Information is knowledge for action)

「信息是行动的知识」，这句话在德国已流行数年，一直都是描述信息时的基本理念。意思是理性的行为，是需要仰赖知识的。知识被转换成某种在特殊情境下，支持某种特殊行动的东西。因为知识的情况已经改变，所以，人们单靠原有的工作方法，在当代社会是不够。在此情况下，个体要能具有理性的行为，较以往困难，因此，行动者不论是个人、群体、组织或文化都需要帮助。(注26)

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看信息科学的历史，我们会了解帮助那些在使用知识上有困惑的人，一直是信息科学的主要目标。过去知识系统一向必较简单，可是知识转趋复杂后，我们必须帮助人们在这样的知识环境中如何行动，也需要提供这些人一些指引及规则，协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注27)。

Gernot Wersig对信息科学是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看法，由此观点来看图书馆的经营，参考服务正是其理论的体现：做好参考服务将是我们受到重视的根本。

二、意义建构理论 (sense-making theory)

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主要是从个人在每天生活中，面临到问题情境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该理论二个主要的贡献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缺点提出合理的批评，同时建立替代性的研究模式(注28)。

意义建构可以定义为，不论是内在(认知)或外显(过程)行为，能让个体在时空中建构或设计自己的动作。因此，意义建构的行为是种沟通行为。信息的寻找、处理、建立和使用是主要的意义建构活动。意义建构是一个过程(process)，意义是该过程的产物。意义包括「知识」，也包括一些反应个体对情境解释的主要因素，如观念、直觉、反应、评估和问题等。意义建构理论意指发展一套方法，研究人们在每天经验中所发生的意义建构活动。(注29)

该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于Richard F. Carter有关「不连续」(discontinuity)的假设。意指人们每天的生活情境一直在改变，每一种改变对他的意义均不同。Brenda Dervin则以当个体在生活中碰到阻碍时，其解释问题的方法、定义阻碍的策略、如何跨过该阻碍等步骤，来描述意义建构的过程。阻碍产生和去除的定义，完全视个人和情境因素而定。所以，意义建构理论可以说是「情境－阻碍－使用者／帮助」(situation-gap-uses/helps)等一连串的过程。(注30)

意义建构理论若应用在图书信息学的研究上，Douglas Zweizig and Brenda Dervin 认为，我们不应问谁在使用图书馆、图书馆使用的量，而应该问道，其使用图书馆的目的及图书馆对他的帮助是什么(注31)。过去使用者研究常以人口特质来预测图书馆使用情形，由常态的模式下看使用者，因此，在某一时空(time-space)背景下，某一群人 (例如，男生、高加索人、三十岁、中产阶级) 的行为是一样的，和个人的信息需求情境没有相关性。(注32)

但是，其实是使用者在建构环境，而不是适应环境(注33)。所以，预测及了解人民如何使用信息，必须先了解其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情境对个人的意义，如此才能进一步了解，使用者是在那一种情境下，促使他们使用图书馆(注34)。图书馆若能由意义建构理论来了解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并提供帮助，必能提升图书馆使用率，图书馆存在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伍、结论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社会热门的名词，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可说是渗透到建筑、艺术、舞蹈、音乐、戏剧、电影中，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注35)，知识、数字化信息的爆增使得人们知识掌握的困难度提高了，因此，需要有一学科扮演解决后现代社会带来之问题的角色，图书信息学正是这样的一门学科。

因此，未来图书信息学的研究，应是问题导向的，即从协助人们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并由人们问题发生的背景因素来考虑，找出解决问题的策略。Gernot Wersig和Brenda Dervin可说是由认知的观点来看信息科学。也就是了解人们每天生活情境的意义，与相关信息间的互动关系(注36)。同样的，图书馆的服务也应如此，若人们日常生活面临问题时，图书馆能提供其解决问题的数据，相信图书馆的使用率必然增加，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也将提升。

注 释

注 1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北京市：北京大学，民81)，页85。

注 2 赖鼎铭，「后现代状况下的图书信息服务，」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 第23卷第1期 (民86年)：页44-45。

注 3 甘绍平。传统理性哲学的终结 (台北市：唐山，民85)。

注 4 哈伯马斯，「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在 Jeffrey C. Aexander, Steven Seidman 主编；吴潜诚编编校。文化与社会 (台北市：立绪，民86)，页417。

注 5 哈伯马斯，页423。

注 6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后理代理论：批判的质疑 (台北市：巨流，民83)，页19。

注 7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20。

注 8 赖鼎铭，页46。

注 9 甘绍平，页6-7。

注10 甘绍平，页8。

注1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北京市：北京大学，民80)，页５。

注12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293。

注13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186。

注14王岳川，页5-7。

注15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21-22。

注16王岳川，页4。

注17赖鼎铭，页46-47。

注18王岳川，页9-14。

注19王岳川、尚水，页22。

注20王岳川，页24。

注21Gernot Wersi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ory: a Weaver Bird‘s Perspective,” in 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 eds.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istory, Emprical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Taylor Graham, 1992), 205-208.

注22 Gernot Wersig, 1992, 201.

注23 Ibid., 210.

注24 Ibid., 211.

注25Gernot Wersig,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Study of Postmodern Knowledge Us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9 (1993): 229.; Gernot Wersig, 1992, 212-215.

注26 Gernot Wersig, 1992, 208.

注27 Ibid., 209.

注28 Reijo Savolainen, “The sense-making theory — an alternative to intermediary-centered approach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 eds.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istory, Emprical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Taylor Graham, 1992), 149.

注29 Reijo Savolainen, 153.

注30 Ibid., 155.

注31 Douglas Zweizig and Brenda Dervin, “Public Library Use, Users, Uses: Advances in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Adult Clientele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in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V.7, ed. Melvin J. Voigt and Michael H. Harris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7), 248.

注32 Brenda Dervin, “Useful Theory for Librarianship,” Drexel Library Quarterly 13 (1977): 19.

注33 Brenda Dervin, 20.

注34 Brenda Dervin, Benson Fraser. How Libraries Help (Sacramento, Ca. :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1985), 1.

注35王岳川、尚水，页2。

注36 Nicholas J. Belkin, “The Cognitive Viewpoint in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6 (199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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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从三个方面谈后现代性与图书馆职业的问题。

第一，后现代性。

对于后现代的理解，我们可以有很多角度来看。它既可以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即现代之后的一个历史阶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体验，即作为一种状态而存在；我们甚至都可以理解为后现代实际上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但不管怎么理解，后现代实际上指的是从欧洲发源后来波及到世界的一种十分受欢迎的思想和实践。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些词语所指涉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后现代主义主要用来描述文学、艺术和建筑等；而后现代性则更多描述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特征。对于我来说，更喜欢用后现代性，因为它暗喻了一个新时代的诸种要素。

那么何为后现代性？要了解后现代性首先需知道现代性何谓。现代性可以理解为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一套价值和理念，法则与规律。这一理念相信人类是一直向前发展的，进步的，有一个规律在指引着人类向更高的阶段而去；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有智慧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是，现代性在20世纪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象征着现代性高峰的先进武器、战斗机以及原子弹，都反而成为杀害人类的帮凶。二战之后，自然灾害、全球污染、能源危机，这些都是人类发展到如今不得不面临的困境。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所以才开始了对现代性这一工程的怀疑。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思想便逐渐地成为一种批判社会的锐器。后现代性便是在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中产生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思潮，即不再相信人类的至高无上，不在相信真理和法则，也不再迷恋遥远的梦想大厦。后现代其实是人类对自身的怀疑和否认。

第二，后现代性与图书馆职业。

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它也创造着现代性。公共图书馆的诞生是启蒙运动的结果，工业革命促其广为建立并成为制度之一种。但是，在后现代社会里，公共图书馆如何面对世界和价值的这一巨大转变？消费主义之上，大众文化的流行，信息商品化和私有化带来的冲击，图书馆服务和文化生产的后福特主义倾向，这些都严重腐蚀着公共图书馆赖以立基的生存之本。如今，核心价值正经受着一系列的波折，普遍均等实现遥远，教育价值正在不断弱化，甚至连保存的使命都遭受质疑。这一切都是后现代思潮对于图书馆职业提出的挑战。甚至于图书馆职业的每一个活动都面临着新的解读：加拿大的一位研究者以后现代的视角全面研究了他所在的图书馆系统。最后他提出12项质疑，包括中立性立场、性别问题的边缘化、参考咨询问题正确答案的评价、图书馆官僚体制的有效性、杜威分类法的科学原则、小说和非小说的本质区别、不及时还书的罚款行为、馆藏平衡的重要性等等。

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哪来的后现代性可言？首先，全球化已经是明显的事实，中国也在这一体系之中。但是，在中国，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存。一方面，启蒙理想还在渐次实现，现代性工程还在继续。但是，后现代性也无处不在。人的流动性，快餐店，高速列车，大型购物中心，计算机化的社会，这些无疑都是后现代来临的真实写照。对于图书馆职业来说也是如此，公共图书馆成为休息和娱乐场所而不更多地诉诸教育意义，图书馆教育的危机，图书馆建筑的后现代属性（追求空间和美感），图书馆服务的多元化，等等等等。我们甚至可以将中图分类法的摆脱崇拜威权和权威理解为一种后现代行为，即从一元走向多元，从控制走向解放，从中心去往边缘。

第三，后现代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

后现代确立的对真理的解构和对知识合法化提出的质疑已经预示着社会科学新的生命的诞生。对于图书馆学来说，受芝加哥学院创立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传统对图书馆学的桎梏竟然达将近百年之长的时间，实在匪夷所思。而遗憾的是，这种实证方法如今却在中国图书馆学界得到高调宣言。后现代视角的研究方法不再相信真理，也不会再相信人能够发现普遍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存在的不变的规律。它提倡的是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论，如社会建构，解释学，现象学，女权主义以及更为鲜明的话语分析方法。在我的一项并未完满完成的研究中，我用话语分析方法解读了为何会有“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这一命题的出现，研究发现，实际上这种图书馆与用户之间关系的话语受到消费关系、个体价值与职业使命的影响。在“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这一话语构成中，消费关系和个体价值的确认以及职业使命中的用户需求的满足都是建构这一定理的要素，消费关系的话语排除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对用户观的影响；个体价值的确认话语中，图书馆社会价值的因素被忽略，政治、宗教、家庭关系等影响被排除在用户观的形成之外；而职业使命则在其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地淡化了教育教化与促进社会和谐等使命，图书馆成为提供信息服务、娱乐休闲的场所。在这些话语构建的过程中，“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逐渐地走向合理化。当然，后现代视角下，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多彩多姿，著名的如德尔文从意义建构理论的角度解释了人类的信息行为，可以说是信息行为研究的一次革命。实际上，我们今天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边缘人士，甚至是少数民族，这都是不自觉的一种从后现代研究视角出发的行为。

我一直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问，当然它首先必须与社会连接起来，当图书馆学拥抱社会并成为社会的有机体的一部分时，它便浑身充满了力量和生机。因此，我相信正确的研究应该是站在更为宽广的角度打量这一门学术，而不是坐井观天，以至于迷恋于自己眼前的洞穴假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已然是我们已经立足的现实了，世界已如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面对这一现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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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接待工作也做得十分周到。在此十分感谢张久珍老师（我的老乡啊）以及北大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周余娇等一年级的博士们。也感谢顾晓光送我的外烟和不失时机的夸张介绍，当然也要感谢王波先生邀请我们到《学报》一游和农园的招待。

在北大的时候，包括书骨精在内的几个人都问我在搞什么。其实我什么也没搞，只是在蜗居着，偶尔想点儿心思。也有人问我，你咋在论坛上也不发言啊，这个时候我就会说，我感兴趣的跟他们不一路嘛。这个不一路，也就是后现代问题了。

北大的论坛叫“社会转型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与会的专家们和博士们有很多都谈到了转型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几乎每个年代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转型，因此转型已经不能适应真正的变革需求。未来还会有很多转型，问题是这些转型究竟是推动了图书馆职业的发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走向发展的误区？所以，我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不再只是转型，而是图书馆职业发展的某种“转向”。那么，这种转向是什么呢？

这个转向就是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从后现代思潮里获得启示，并根据这些启示重新考虑图书馆的进步问题。有人也许会说，反思和批判不是已经在图书馆职业里早就存在了吗？是的，但是原先的反思都只是用一种方法代替另外一种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对发展问题的质疑——基于认识层面的反思。于良芝教授在其《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一文中便做出了这样的探索。她在这篇文章中说，“由于创新意味着对现状的改变，因为任何创新都可能遭遇来自变革主体（这里指公共图书馆职业队伍）自身的阻力。内在阻力最经常地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当变革的需要即将打破业已确立的利益关系的时候；而是当变革的需要遭遇与现状相适应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时候。”她在这篇文章中便以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公共图书馆评估话语中存在的几种建构，而这些建构“已经在我们的职业中留下了美国图书馆学家维根德所说的管状视野和盲点（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转型转不了思维方式和认知视野，只有转向才能从进步的进化论走向反思的范式变换论。那么后现代的转向到底是什么，它何以便拥有这种能力促使我们全面反思职业的发展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回到北大论坛上。在论坛中，有很多人都困惑一个问题，现在的学生们都不愿意学习图书馆学，都希望学好计算机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究竟这是为什么呢？我希望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个合理的解释并没有出现。我的理解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后现代的转向。在现代性时期，公共图书馆是民主制度的保障，维护知识自由和信息公平，是一项斗士的事业。因此，公共图书馆活动被当作一种有利于社会的事业来认识，图书馆职业群体便以这一宏大叙事作为生存和奋斗的依据；但是，在后现代时期，公共图书馆遭遇了全面的危机，合法性危机、技术导致的生存危机等等，而图书馆员也漫不经心地从事于这项繁琐了无生气的工作。可以说，图书馆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变，从现代性时期的一项事业转而成为后现代时期一项普通的职业。事业和职业之变才是图书馆失去活力的后现代写照。于良芝教授的《图书馆学导论》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以职业来全面构建的新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当然我们不能肤浅地理解成这是对图书馆事业的某种解构，而毋宁说这是描述新的环境和现实。

后现代的转向从后现代的社会现实开始。环顾我们人类所处的时代，文化上远离标准化的运动、建立自由表达的方式、折衷主义；社会强调多元主义，追求社会分割、流动性、差异、拒绝同一性中心化和官僚化；认识论上则质疑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科学方法、系统观察和科学真理；经济上则表现为后福特主义，商品的流水线生产和大批量销售模式转变为灵活的方式。这些现实和基于现实的思维方式的改变都是图书馆学不得不面对的转向的推动力量。

到这里我们可以真正地回答后现代的转向是什么了。第一，后现代已成为局部的现实；第二，后现代性带来的反思和批判力量已经不可躲避；第三，后现代性促生的新的知识体系能够让我们更理解和解释现实。局部的现实可以从事业到职业之变得到印证，反思和批判的力量可以从话语分析的方法中感受到，而新的知识体系则源于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先写这么多，后面的就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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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大概是，研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不是人类生活的要义，甚至不是人类职业生活的要义。每个图书馆员不需要非成为研究者以证明职业的阳刚之气。研究太重要所以不能留给那些业余爱好者，而应该成为有天资的、受过教育和有动力的人的追求。

谁讲的？谢拉。巨汗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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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印刷图书就要消灭的预言让人深感变化迅速与无常。

“亚马逊、当当网赚走了传统书店的利润；谷歌扫描图书可能消灭传统印刷商；盛大则通过版权挖掉了出版社的墙角—传统图书出版业门口站满了野蛮人。”

不错，图书行业确实遇到了结实的野蛮人。对于图书馆来说，门口的野蛮人也多着呢。

Barbarians at the Gates of the Public Library: How Postmodern Consumer Capitalism Threatens Democracy, Civil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公共图书馆门口的野蛮人：后现代消费资本主义如何威胁了民主、公民教育和公共利益）

“本书以哲学和历史的视角分析了公共图书馆使命的变化，即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公共图书馆通过平民教育方式提高与促进民主的使命渐渐衰落。通过对很多重要历史人物如伯拉图、罗素以及密尔等人物的阅读，本书展现了民主甚至资本主义是如何依赖于公共图书馆提供的道德与政治教育。但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后现代的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取代了民主，也让教育被娱乐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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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Haddow, G. and Klobas, J.E. (2004), ‘‘Communication of research to practice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losing the gap’’,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Vol. 26,pp. 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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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法令于1850年通过之后不久，曼彻斯特市长约翰·波特爵士便开始着手为该市建造一座公共图书馆。他买下了一座科学馆，后者过去属于罗伯特·欧文的支持者们。他还公布了该图书馆的设计图，开列了认捐名册。这项计划顺应了时代要求，亦即顺应了将社会党人的科学馆改建成图书馆的呼声。在1851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主意……他们认为，对于勤学者而言，科学馆的门票令人不堪承受，因而长期以来为社会贤达所不屑……可以把科学馆改建成图书借阅中心，以便发挥其劝善规过、陶冶情操的宏大影响”。

翌年，在坎普菲尔德，新馆的开馆仪式与文学艺术协会的业余演员们对该地的访问不期而遇。因此，市长邀请狄更斯参加。后者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尽管他起初并不想发表演讲。他说：“虽然我的应酬甚多，但是这次仪式极其重要，可谓开一代之先河，不容我推却邀请。”然而，在举行开馆仪式的当天，他连演讲也没有推却。

那天，在狄更斯之前已有不少人发言。他们当中有莎夫茨伯里伯爵和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爵士。狄更斯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作如下演讲。

约翰·波特爵士，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在过去的两周中，我已经习惯于听别人的讲话，以至要在这儿听我自己讲话竞成了一种新的感觉。  (笑声)我向你们保证，此时此刻，我感到一种马上就会来临的危险，即不知不觉地挪用刚在我前面发过言的那位朋友的语言。仅仅是出于习惯，我觉得没有提词员真是太不方便了。(笑声)为了这一原因以及其他众多原因，我谨以一篇十分简短的讲话来打扰诸位，以便提交一个我有幸受托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充分表达了我的感情和希望，表达了我的一些与这个吉祥之日有关的信念，因此我最好现在就把它宣读给你们听。

鉴于这座图书馆已为劳动阶层制订了专项借阅条款，我们谨在此表示一个衷心的希望，即那些住在乡间茅舍、城镇阁楼以及地窖中的贫苦大众能通过免费借阅的手段接触这些书籍，井从中获得愉悦和陶冶。(喝彩声)

女土们，先生们，我希望就这一话题非常简短地谈两点。首先，请允许我指出，我从这个仪式开始起一直感到很愉快，因为一个长期使我感到困惑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当初我从报纸上、议会的辩论中和其他地方耳闻目睹了许多有关“曼彻斯特学校”的说法，可是对这个术语的含义却百思而不得其解，实在弄不懂“曼彻斯特学校”是怎么一回事儿。  (笑声)关于这件事儿，我那发自内心的好奇心始终末减，因为我听到不少跟那个学校对立的说法。一些大人物向我担保，说那可是一座相当理想的学校，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它太差劲了。有的人认为，那个学校的藏书包罗万象，但另一些人却指出那儿的书籍种类贫乏，数量有限；还有些人认为，关于那学校的谈论全是空话，另一些人却说这些话缠绵动听。(一片笑声)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已经解决这个难题了。今天，我在这儿发现，那个“曼彻斯特学校”原来是一座藏书丰富的免费图书馆；它的宗旨是对穷苦大众进行生活方面的教诲。(喝彩声)就是这座了不起的免费图书馆邀请了最卑微的劳工来这儿学习，并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时间里，从志愿者那里得到了两万册书籍的慷慨捐助。它的光荣事业不分派别，不分党派，不分等级一视同仁，仅为民众的需要和民众的利益着想。(叫好声夹掌声)女士们，先生们，从今往后，这座图书馆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曼彻斯特学校”了。(喝彩声)此外，我要祈祷上帝，让众多的来自名城闹市的人们，甚至那些资深的权威人士，到这座曼彻斯特书院来学习一番，从而受益于它所传播的崇高思想。(喝彩声)

女士们和先生们，恕我指出，跟我的朋友爱德华·利顿爵士一样，我十分遗憾未能参加今晚的另一个有趣的聚会。那是一个工人的聚会。我本来会十分高兴地看到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是一个工人，而不是我本人；我会十分高兴地在这个地方聆听一个曼彻斯特工人的声音，而非我本人的声音。我会十分高兴地听到他告诉这一蓬勃组织的发起者们，他与他的同伴们一样，认为这桩事业是正义而高洁的。(喝彩声)我很高兴能听到工人们铿锵有力的语言。我经常听到他们用这种语言表达肺腑之言。他们深知，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收藏在这儿的书籍将会激励他们经受住生活中无数次搏斗以及生活的磨难，进而使他们自尊自爱，并且懂得资本与劳动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叫好声和掌声)这些书籍还会使他们抛弃盲目的成见，撇开诈传的虚象，扔开所有的空泛之物，去探寻生活的真知灼见，直至生命的终结。(掌声)

女士们，先生们，长期以来，我一直以我的身份热切地提倡在所有的阶层和不同等级的人们中间散布知识。(掌声)这是因为我坚信，一个人懂得越多，就越发谦虚，越会有虚怀若谷的心灵，越能怀着虔诚的心情旺依所有知识的源泉，越能铭记如下无比神圣的格言：“天下宁，福降人。”(一片掌声)我完全相信，这句崇高的格言，以及我已经暗示的、今天我本来可以从一位劳动者那儿听到的生动话语，将会远远地超过铁锤的锤击声、机轮的轰鸣声、机器的呕晒声以及航运的喧嚣声所带来的影响。我还相信，随着这座图书馆的声誉不断提高，随着它的使用年月的不断延长，它的意义将越来越深入劳动者伟大的心灵。(掌声)

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提出了我刚才对你们宣读的议案。(再次响起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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