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三 10 后现代社会与图书信息学研究的未来
这是转贴，怕隐藏在互联网的深处很难发现。不过，这篇文章也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涉及到后现代问题在台湾的情境。大致了解一下这个方向还是不错的。
我一直在关注这一领域。最近发现写这方面的论文越来越多了。
The Postmodern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叶乃静 (Nei-Ching Yeh)
台湾大学图书信息学研究所博士班
壹、前言
1991年，University of Tampere信息研究学系(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tudies) 为庆祝成立二十周年，举办了国际研讨会，探讨图书信息学的研究目标、范围和主要的现象。会议席间，Gernot Wersig认为信息科学一直都不算是一门有组织的学科，信息科学若要成为一门科学，应成为后现代科学，以科学方法协助解决使用者所面临的问题。「协助解决问题」是未来信息科学研究的方向，事实上这样的理念与Brenda Dervin的情境理论－由使用者面临问题的情境，思考协助其解决问题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本文由现代社会的问题、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谈起，再由Gernot Wersig和Brenda Dervin的理论，探讨图书信息学未来的研究方向。
贰、现代主义的现象及其问题
对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人们通常是站在时代划分的角度来谈它，正如中世纪时的「古代」和「现代」的区分一样(注 1)。换句话说，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将历史区分几个阶段的概念。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但其代表的概念却是相承续的。因此，本文虽旨在由后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探讨图书信息学研究的未来，但这样的探讨，必须从孕育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谈起，以期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现象有一具体的了解。
一、现代主义的兴起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现代主义的根源，其相信理性与科学，认为人类是很理性的，有独立清晰的思考能力，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面临的问题。且人生来都是一样，具有理性思考能力，都能透过教育提升自己，社会也将更趋于完美(注 2)。正因为现代主义强调，人有明智判断和自我选择的能力，所以，不再对神敬畏及对权威崇拜，并与自发的情感、主观的感觉对立(注 3)。
启蒙主义理想的提出，由其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的专制制度来看，可说是试图解除古典主义加诸后人精神的束缚。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启蒙主义哲学家提出现代性计划，希望阐扬客观科学、道德、法律和艺术自主的观念，企图利用专业文化的结晶，来为日常社会生活的理性组织架构服务(注 4)。此外，透过人类思考和科学的运用，人们相信知识的进步永无止境，社会与道德改善也将恒往前进。所以，过去那种需要以回顾古典来突显「现代」的想法改变了，现代主义学者反对古典主义者的崇古理想，而找到历史新时代(注 5)。
我们可以说，启蒙主义对理性哲学的信仰，使其将理性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根源、真实之所在以及系统性知识的基础。理性被认为足以发现适当的理论规范与实践规范，凭借着这些规范便能建立思想系统与行动系统，社会便能再造。这样的信念，体现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其它民主革命中，这些革命家企图推翻封建社会，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从而展现理性与社会进步(注 6)。其实，这样的理念正是美国公共图书馆兴起的动力，相信藉由图书馆教育的功能，全民平等的受教机会，必能提升民众的素养，解决一切的问题，使得社会更加祥和。
二、启蒙主义和传统理性哲学的终结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现代主义深信的理性哲学并没有让社会更美好，现代主义的建构过程也产生无数的痛苦，从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工匠，到被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的妇女，再到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被灭绝的种族，都是这个过程的牺牲者(注 7)。而且，工具理性的出现，导致人们相信科技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主要力量，人们利用新科技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控制了人(注 
。我们可以说，后现代社会中科技济世的理想并没有完整的体现；相反的，由于人们科技至上的观念，以及对科技运用应有的社会责任认识不清，加上文化价值判断之缺乏，导致科技运用为社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如同甘绍平所说的，尽管人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启蒙理性的理想社会仍未能超出单纯观念与乌托邦迷梦之形态，以法国为例，法国革命后我们所看到的仍是无休止的掠夺战争、贫富对立明显。我们也发现如果人是理性的动物，为何人类的行为是荒唐、野蛮，甚至是惨无人道的(注 9)。
启蒙理性最后会有这样的结果，有人认为除了启蒙思想家设计的理想王国，其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尚未具备，人们盲目发展科技，使物质生产力膨胀，物欲愈加扩张，而导致精神贫乏和道德感的失落等原因外，也因为人们太理性了，反而忘了人性(注10)。王岳川则认为，五十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内部诸多流派松散组合的离心力，以及自我发难和颠覆，加速了现代主义运动的解体(注11)。上述的种种因素，正是后现代主义兴起的背景。
参、后现代社会的出现及其冲击
一、后现代社会的出现及特征
在后现代兴起的时间上，理论家们各持己见，至今未达成理性共识。例如，H.G. Gadamer和Jacques Derrida认为后现代主义源自六十年代，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的兴起为特色，而登上现代思想的舞台；Daniel Bell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是社会形态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因此，后现代主义产生于60年代；Jurgen Habermas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兴起于二次大战以后，他由重构而不是解构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并以沟通行动理论为基础，发展出替代的理性概念，即反对现代主义植根于主体论的「意识哲学」，并设定了「沟通行动」和互为主体的哲学(注12)；Jean-Francois Lyotard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知识状况的集中体现，他强调论述的异质性，提倡多元并反对一元化理论的立场(注13)，他也把后现代的兴起看成是六十年代中期的事；Fredric Jameson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反叛，兴起的时间为五十年代。William Spanos认为现代主义的本质是「复制」，其世界观是一种重偶然性、重历史呈现的「机制」，其兴起时间应追溯到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哲学。(注14)
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综合后现代理论家的看法指出，在当代高科技传播社会，例如计算机和传播技术的结合、新的知识形式，以及社会经济系统的快速变迁和转型，正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这些发展过程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文化解组、时空经验的改变，以及经验主体性与文化的新模式，并提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所以，后现代性的时代构成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与社会文化形构，需用新的概念与理论来理解(注15 )。
王岳川则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成为风靡西方世界的显学。后现代主义迅速崛起，反映出西方文化流向的新变化，也显示出它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承续的逻辑必然性(注16)。后现代主义挑战现代主义的下列理念，诸如人是可以理性思考的、人人都是生来相同的、可以由社会获得理性知识等思想，而代之以尊重人的个体差异，允许次文化的存在(注17)。因此，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为代表，其特色可以归纳如下：(注18)
(一)反永恒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存在一门只关心具有根本性问题的超级科学已值得怀疑；在人类生活的思想和艺术实践中，也不应再存有「第一原理」的看法，也就是不应再固守有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哲学问题」。
(二)反二元论：即反对二元对立的思想体系，尊重个体多元的差异性。也可以说，后现代的特色是不求同(所以不需要什么共识)而求异。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怎么都行，可以说其以较深广的气度去宽容不一致的标准(注19)。
(三)反体系性：反体系性其实是解构主义的特色，反对任何人为设定的理论前提和推论，否定人能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即总体同一性的认识。
若从思想潮流来看，王岳川则以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不同的思潮，来说明后现代社会的特色。他指出，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存在哲学代表了现代主义主要的思潮，并呈现出逐渐向后现代演化趋势的话，那分析哲学、新解释学、解构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则代表了后现代主义主要的思潮；尤其是哲学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直接成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注20)。
二、从后现代社会走向后现代科学
除了前述后现代主义挑战现代主义的种种观念外，若从知识的演变来看，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知识角色也产生了变化，例如知识不再是个人拥有、知识较过去变得零碎、科学的复杂使得知识的验证更加困难等。这些改变，所反应的乃是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因为上述知识角色的变化，Gernot Wersig认为后现代社会已走向后现代科学的阶段。依照Gernot Wersig的分析，后现代科学下的知识变迁，其详细的内容如下(注21)：
(一)知识的非个人化(The de-personalization of knowledge)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知识是个人化的知识，人们经由口语传播的方式传递讯息。文字发明以后，知识可以系统的、立即的被记录下来，其传播方式除了口语外，书写传播也愈来愈普及，也愈来愈仰赖人们的阅读能力。因此，有人认为古腾堡主要的发明并不在于印刷术的改善，而是新科技的进展让愈来愈多的人，能记录下他们个人的知识，并呈现给他人。
文字及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人类传播方式，也使知识由个人化转向非个人化。例如在一世纪时，个人化的知识是很明显的，在科学史上我们会发现，沙龙和一些学术场合是科学知识常被讨论的地方。而知识非个人化后，虽然知识较以往普及，相对的在知识的掌握上也更为困难，举例来说，新闻从业人员无法掌握这种非个人化知识，只好在电视上利用访谈方式来报导新知，或利用研讨会的方式，来传播个人化知识。当然，知识的非个人化也间接影响非个人化传播技术的发展，例如在线数据库、光盘数据库、视讯会议和多媒体系统等。
(二)知识的可信度(The credibility of knowledge)
早期，科学知识是可以藉由观察世界而得到证实的，只是观察的方法和技术较为简单。然而，本世纪以来知识获得的技术，如科技、研究方法和理论等愈来愈成熟，也导致科学知识难以被了解或证实。有关我们世界的知识，例如夸克和DNA等，一般人并未亲见，却只能相信。这就是典型的知识非个人化。
可是，如果知识变成非个人化，另一方面又有愈来愈多的知识必须相信，人们可能出现的窘境是，什么知识该接受或那些知识该相信？而新科技的不断进展，使得这种情亦形复杂。也因此，Gernot Wersig指出，我们虽然必须相信知识获得的技术，但是，我们也要对获取和复制知识的技术带有批判性。
(三)知识的零碎化(The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造成知识零碎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知识量的大幅增加，任何人都不可能过泸完所有可能获得的知识。其次是如同Max Weber所说学术的自主性，意指不同的学科领域不断出现，且发展各自的标准，排斥其它相关学科的论点。第三个原因则是思想的多元化。在科学领域中，我们到处可看到知识零碎化的现象，不同的学科几乎无法有相互争论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每个领域所归纳的知识，其依据的标准各自不同，所出现的术语也有所差异。事实上这样的情况，除了在学科间出现外，同一学科内也隐约可现。
同样的情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见，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属于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环境，各自的习惯也不同，这也就是所谓的多元社会。不同的知识载体及传播媒体的出现，也使得人们在知识的搜寻上出现了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说，知识的产生、呈现及需求，都出现了零碎化的状况。
(四)知识的理性化(The rationalization of knowledge)
在现代社会，知识具有下列三个特色：可以用实验方法予以归纳、以可被证实的方法呈现、具有人人皆能依循该知识的本质。这样的特色，也因此导引出「计算」的理念：人们清楚的分析那些是应获得的知识，那些应具有标准的知识要素。因此有人称此发展为「行动的理性化」，人们的行动完全以计算为基础，在此情况下的知识并不是每一种可能知识的呈现，而是计算导向的知识。
当然，「计算」理念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应用信息科技的增加，而人工智能的理念也使这种情况更加骤。但其产生的问题却是，并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计算(衡量)的，也不是所有的情况，每一种知识都能计算，应有其它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模式才对。
肆、从后现代科学看图书信息学研究的未来
上述后现代科学的四个特色，会因为信息化(informatization)的现象更为加剧。因此，Gernot Wersig认为，信息科学要成为一门学科的话，应成为后现代科学(注22)。后现代科学不像传统科学，企图完全地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策略导向的(problem approaches)，希望发展因为传统科学和科技引发之问题的解决策略。因为，过去科学虽然成功的解决了人们的饥饿、孤单、疾病等问题，却带来了新的恐惧来源，如环境污染、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军事科技等(注23)。这些问题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人们的生活，所以应有一套解决的对策。
Gernot Wersig建议，在后现代科学的社会里，信息科学不应以传统的学科来看待，应视为一种新科学的标准，否则她将无法吸引很多人的注意。要达到此目的，信息科学应发展一种新的理论架构以为研究的基础，而个案研究及质化研究法，也将愈来愈重要(注24)。而在建立理论架构前，应对信息科学有个回顾，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注25)
(一)藉由广泛科学理念的重新定义而发展基本模式(basic models of re-definition of broad scientific concepts)
有些可以指引信息科学理论建立的一些科学概念或模式应重新定义，因为过去这些概念范围都太广泛了，并无助于学科的发展。往后，如果信息科学关心人类和其知识使用的话，在系统设计时，就应了解在知识传递过程中所有行动者(actor)及其行为，包括传播过程及传播的信号。因此，建立理论的首要步骤是对一些现有相关的概念，重新定义他们或建立新的模式。
(二)内化概念的科学化重建(scientific reformulation of inter-concepts)
内化概念是指一些似乎很熟悉，我们认为每个人都会了解，原都会以科学方式定义的概念，例如「知识」、「信息」、「艺术」、「科技」、「文化」和「影像」(image)等名词。以「知识」这个名词为例，它是信息科学中常出现的字眼，但与知识相关的学科有知识心理学、知识社会学、认知理论、认知科学、以知识为主的系统等。这些名词很难有一完整描述，自证性(self-vidence)很强，虽常出现于很多学科及演讲中，却无法言明其源自那一学门。以科学方法重建这些概念，意指我们要找出其起源，在各不同领域的定义，及各学科应用的方式及原因。
(三)基本模式和内化概念的交织(interweaving of models and inter-concepts)
信息科学若关心知识、信息和影像等概念的话，内化概念的工作就显得很重要，当然，这并不是信息科学的全部，但信息科学却需要对这些概念有普遍性理解，以为决策形成之参考。所以，信息科学是属于理论工作(theoretical work)，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内化概念工作(inter-conceptual work)。而且，基本模式的形成及内化概念的重建，不能就某一学科范围单独考虑，而应广泛地就不同领域的角度思考。这些基本概念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网络架构，以内化概念为核心，再与其它相关概念相连结，使得信息科学的理论更为周延。
我们若由Gernot Wersig所谓的信息科学是一门后现代科学，及知识的改变等角度，来思考图书信息学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说，发展解决问题的策略，是未来我们研究的焦点，也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因为，知识的复杂化、非个人化和不易掌握，加上后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问题，都是人们最感困扰的。图书信息学的研究和图书馆的服务，都应从协助人们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Gernot Wersig所谓的「信息是行动的知识」，以及Brenda Dervin的「意义建构」理论来说明。
一、信息是行动的知识 (Information is knowledge for action)
「信息是行动的知识」，这句话在德国已流行数年，一直都是描述信息时的基本理念。意思是理性的行为，是需要仰赖知识的。知识被转换成某种在特殊情境下，支持某种特殊行动的东西。因为知识的情况已经改变，所以，人们单靠原有的工作方法，在当代社会是不够。在此情况下，个体要能具有理性的行为，较以往困难，因此，行动者不论是个人、群体、组织或文化都需要帮助。(注26)
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看信息科学的历史，我们会了解帮助那些在使用知识上有困惑的人，一直是信息科学的主要目标。过去知识系统一向必较简单，可是知识转趋复杂后，我们必须帮助人们在这样的知识环境中如何行动，也需要提供这些人一些指引及规则，协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注27)。
Gernot Wersig对信息科学是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看法，由此观点来看图书馆的经营，参考服务正是其理论的体现：做好参考服务将是我们受到重视的根本。
二、意义建构理论 (sense-making theory)
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主要是从个人在每天生活中，面临到问题情境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该理论二个主要的贡献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缺点提出合理的批评，同时建立替代性的研究模式(注28)。
意义建构可以定义为，不论是内在(认知)或外显(过程)行为，能让个体在时空中建构或设计自己的动作。因此，意义建构的行为是种沟通行为。信息的寻找、处理、建立和使用是主要的意义建构活动。意义建构是一个过程(process)，意义是该过程的产物。意义包括「知识」，也包括一些反应个体对情境解释的主要因素，如观念、直觉、反应、评估和问题等。意义建构理论意指发展一套方法，研究人们在每天经验中所发生的意义建构活动。(注29)
该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于Richard F. Carter有关「不连续」(discontinuity)的假设。意指人们每天的生活情境一直在改变，每一种改变对他的意义均不同。Brenda Dervin则以当个体在生活中碰到阻碍时，其解释问题的方法、定义阻碍的策略、如何跨过该阻碍等步骤，来描述意义建构的过程。阻碍产生和去除的定义，完全视个人和情境因素而定。所以，意义建构理论可以说是「情境－阻碍－使用者／帮助」(situation-gap-uses/helps)等一连串的过程。(注30)
意义建构理论若应用在图书信息学的研究上，Douglas Zweizig and Brenda Dervin 认为，我们不应问谁在使用图书馆、图书馆使用的量，而应该问道，其使用图书馆的目的及图书馆对他的帮助是什么(注31)。过去使用者研究常以人口特质来预测图书馆使用情形，由常态的模式下看使用者，因此，在某一时空(time-space)背景下，某一群人 (例如，男生、高加索人、三十岁、中产阶级) 的行为是一样的，和个人的信息需求情境没有相关性。(注32)
但是，其实是使用者在建构环境，而不是适应环境(注33)。所以，预测及了解人民如何使用信息，必须先了解其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情境对个人的意义，如此才能进一步了解，使用者是在那一种情境下，促使他们使用图书馆(注34)。图书馆若能由意义建构理论来了解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并提供帮助，必能提升图书馆使用率，图书馆存在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伍、结论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社会热门的名词，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可说是渗透到建筑、艺术、舞蹈、音乐、戏剧、电影中，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注35)，知识、数字化信息的爆增使得人们知识掌握的困难度提高了，因此，需要有一学科扮演解决后现代社会带来之问题的角色，图书信息学正是这样的一门学科。
因此，未来图书信息学的研究，应是问题导向的，即从协助人们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并由人们问题发生的背景因素来考虑，找出解决问题的策略。Gernot Wersig和Brenda Dervin可说是由认知的观点来看信息科学。也就是了解人们每天生活情境的意义，与相关信息间的互动关系(注36)。同样的，图书馆的服务也应如此，若人们日常生活面临问题时，图书馆能提供其解决问题的数据，相信图书馆的使用率必然增加，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也将提升。
注 释
注 1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北京市：北京大学，民81)，页85。
注 2 赖鼎铭，「后现代状况下的图书信息服务，」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 第23卷第1期 (民86年)：页44-45。
注 3 甘绍平。传统理性哲学的终结 (台北市：唐山，民85)。
注 4 哈伯马斯，「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在 Jeffrey C. Aexander, Steven Seidman 主编；吴潜诚编编校。文化与社会 (台北市：立绪，民86)，页417。
注 5 哈伯马斯，页423。
注 6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后理代理论：批判的质疑 (台北市：巨流，民83)，页19。
注 7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20。
注 8 赖鼎铭，页46。
注 9 甘绍平，页6-7。
注10 甘绍平，页8。
注1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北京市：北京大学，民80)，页５。
注12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293。
注13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186。
注14王岳川，页5-7。
注15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着；朱元鸿等译，页21-22。
注16王岳川，页4。
注17赖鼎铭，页46-47。
注18王岳川，页9-14。
注19王岳川、尚水，页22。
注20王岳川，页24。
注21Gernot Wersi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ory: a Weaver Bird‘s Perspective,” in 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 eds.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istory, Emprical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Taylor Graham, 1992), 205-208.
注22 Gernot Wersig, 1992, 201.
注23 Ibid., 210.
注24 Ibid., 211.
注25Gernot Wersig,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Study of Postmodern Knowledge Us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9 (1993): 229.; Gernot Wersig, 1992, 212-215.
注26 Gernot Wersig, 1992, 208.
注27 Ibid., 209.
注28 Reijo Savolainen, “The sense-making theory — an alternative to intermediary-centered approach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 eds.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istory, Emprical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Taylor Graham, 1992), 149.
注29 Reijo Savolainen, 153.
注30 Ibid., 155.
注31 Douglas Zweizig and Brenda Dervin, “Public Library Use, Users, Uses: Advances in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Adult Clientele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in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V.7, ed. Melvin J. Voigt and Michael H. Harris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7), 248.
注32 Brenda Dervin, “Useful Theory for Librarianship,” Drexel Library Quarterly 13 (1977): 19.
注33 Brenda Dervin, 20.
注34 Brenda Dervin, Benson Fraser. How Libraries Help (Sacramento, Ca. :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1985), 1.
注35王岳川、尚水，页2。
注36 Nicholas J. Belkin, “The Cognitive Viewpoint in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6 (1990): 12.
24 三 10 并非乡愁式的复古，反是块成长中的园地。
很久没写日志了，不过我一来就要奉献给大家点好东西。尽管非我独创，但可以说，这也是非常契合我个人风格的研究取向——从社会理论视角关注我们这个学科。
壹、信息社会的图书馆服务与研究：变迁与冲击
日前报章的一则小消息：英国某小镇的居民要求银行收回ATM（自动汇员机），因为他们仍然缅怀往日充满服务热诚与人情味的服务柜台与人员。而就在不远的同时，台湾的上网人口已经突破300万人，不论是上网人口规模或连网主机总数均名列全球前十大（注1）。这两件事恰交织新世纪信息社会下，人类对于信息的狂热追求与迷乱。
信息的变迁对社会与人们的冲击，并不亚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如果说新科技的浪漫憧憬同时，激发对新兴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社会学的兴起，那么，以今日一波波新媒体浪潮的速度：从收音机、电视、计算机到今日的网络，则又是另一个世纪末的革命—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应更急切的以新的视野，面对这样的信息社会以及「新」图书信息学的未来。
重回图书馆学发展的一段公案，美国图书馆学界早期注重人文学术传统，漠视技术，一些图书馆学家认为：技术在图书馆工作流程中大量应用会产生一个重要后果—图书馆服务的质量将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将会导致对充满人文底蕴的图书馆产生猛烈冲击，甚至从而有可能使图书馆走向毫无人文精神的「唯科学主义」等等（注2）。
第二次大战结束前，美国图书馆学界对技术革新基本上持冷漠态度。这可以Butler领导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为代表。芝大向以社会科学的研究闻名，因此Butler自然也以社会科学为该系所发展之导向。在其1933年名著《图书馆学导论》中，Butler甚至指出：「为了把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应该使其舍弃技术的侧面。」（注3）无怪乎Buckland认为如果由卡内基基金会支持设立的这所学校当时设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则美国自二次大战后的图书馆研究，当又是另一番风貌（注4）。
科学技术对于图书馆的效用提倡，在40、50年代有美国图书馆史、信息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Jesse H. Shera大加提倡。Shera批评不应有「厌恶技术」之效用的看法（注5）。他在40、50年代致力于以机械方式处理文献，将信息检索教育纳入图书馆学教育，并举办许多重要的信息会议、编撰论文集等，可谓推动信息科学的先驱者（注6）。有趣的是，Shera在提倡科学技术引进图书馆的历史贡献上，反倒不如他对于图书馆学教育理论基础上所提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那么显目，甚至于，在他的著作中，就直接以《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作为标题（注7）！
我们如果细心的比较Shera对于这两个领域的贡献，则一方面他强调图书馆在人类文化沟通中的角色，以及提升图书馆教育的重要性，并极力促成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的相互合作；另一方面，却也同时忧心于此领域侧重科技轻人文的趋势。
上述的努力都在70年代以前，接下来呢？进入了Daniel Bell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大众社会、后现代社会……等），不同的社会，是否意味着断裂的思维？彷佛一瞬间存在于图书馆学不同取向研究者间的不可共量性与对话的分裂逐渐加深，而此领域的研究人员与实务工作者，也从录音带、影带、光盘到网络，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调整，以求图书馆跟得上技术变迁的脚步。结果呢？杨美华指出这样的研究对象追逐好似让这个学科的训练目标「失了焦」（注8）！因此回顾了学门发展后，有必要再从学门发展的典范变迁重新检视。
贰、人类学式的社会学想象与图书信息学研究的学／术之争
从图书馆专业（librarianship）、图书馆研究（library study）到图书信息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y），从名称上可以显示存在于此学科研究取向的典范递变。如此转变的根本性原因，其实应该归结于图书信息学的研究与学科本身，究竟是学或是术（注9）？学院训练的课程内容朝实务上转变，其方向主要是增加许多与信息、新媒体的相关课程，然而教育与人才培养上面临的困境则仍在名称的争议、学院归属、失焦的教育目标、核心课程的难产、学生来源狭隘、本土性教材、研究工作等方面（注10）。
吴美美曾描述Dan O’connor于研究所课堂上的某次讨论（注11）：
「我们的专业（指图书馆服务）是一门没有理论（theory）的专业！是不是！？」他列举没有理论的专业学科的危机，并静待学生举手反驳他的说法。果然全班硕士新生十余人，都被这样的「控诉」惊呆了‥‥。
如果说欲试图解决诸如此类的困境，则必然需从理论层次上重新检讨问题所在，可能的答案，应该指向对「信息社会」的概念与问题回答上。进一步来说我们可在此学门发展史中发现：大环境中以美国结构功能论与实用主义为主的影响一直存在着（注12）。而当同类社会科学面临相似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危机时，最佳的解决方案可能就在重探社会思潮上（注13）！
以科学技术试图改变人类生活世界的思考，终究必须回到真实社会与真实的对象：人类身上；用社会学家C Wright Mills的话说：我们不能在面对此类社会现象与问题时，失去了关注人类的社会学想象力。正因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典范推向「读者」为主（注14），我们还能舍弃对于这个社会构成体的「人类学式」的想象吗？
姑且先抛开系统（或网络）自身就标示独特意义的这个层面，且就研究图书馆的使用改进而言，当读者甚至于图书馆员不断的被要求必须「学习新技术」、「适应自动化系统的思考模式」而感到不耐时，这些辅助软件与自动化系统的设计者是否曾认真反省过：如此「炫」的画面与功能，以及需要不断重复被开启的窗口与树状结构，是否将原先预期的检索与协助阅读功能推向扼杀研究思考的死胡同？而使用者呢？以马克思的论点来看，将不难发现在此种过程中异化了！
回顾图书馆使用的研究导向变迁的历史，刚开始时只能称做「图书馆流通量时期」，因为直到后来的「读者研究时期」才把真正的重心放在人身上；而后继的效益研究则更进一步评估究竟图书馆让读者得到哪些帮助（注15）。至于说，如何将注意的焦点真正回到人身上，或是说—回归人文主义，赖鼎铭认为图书馆员应谨记：（1）不能老是以科技的角度来进行单向的思考（2）必须回到使用者所需的馆藏资源为中心思考（3）网络资源并非一切，它只是人类知识资源的一部分而已（注16）。
的确，人与机器间的争辩在工业革命后就纷扰不已。就图书馆而言，某些研究与技术的改进的确大幅凸显了人类的局限性，但对于图书馆基础性研究与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上，若舍弃「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及其原理」此一本质性问题，则显见有相当的缺漏。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太空总署（NASA）何处不依赖计算机，但肯定的是，其计划执行主持人必定于所研究主题相关领域产生，或者「同时是大气科学与计算机方面的专家」等等。数学与统计的历史可能要回溯到公元前，不论是石头、手算到超级计算机，其基本原理并无二致。今日大学的计算机科系课程虽然研习技术为主，但是在进一步的研究发展时，数学与物理、化学原理仍然是其学科基础；而人工智能的研究甚至必须在计算机专家、人类学家与语言学者下方有开展的可能。由上观之，面临信息技术冲击的下的图书信息学课程与研究变革方向，若只一面倒的朝向技术导向，是否反显得舍本逐末了？
何为本？何称末？进入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系学生，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在他们所面对的工作中，其实有许多部分都与信息技术脱不了关系，甚至向母系发出抱怨：为何学校中没有更多的信息技术课程？！
可能的出路在那里？我们先可从几个方面来思考：（1）理论与实务上的差距有多大？（2）图书馆学圈的教育内容与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间是否存在着某些鸿沟？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与人类社会中成熟发展的法律体系。法官在人为社会的规范（即法律条文）下进行各类法律秩序的运作，法律条文的设计应是最安定且彼此间应最为周延的，在审理案情时仅能就其界定范围判决。但是不要忘了，如此实务性且社会性的工作，还是常常得回归法学的基本原则去审视，即：法律无规定者按法理、习惯或学说。
即便是计算机系的课程也不可能教会学生所有的程序语言，因为更重要的训练是：学生应能藉由所学的语言中去习得计算机的思考方式。我们的图书馆学教育给了我们这些寻求问题出路的能力吗？图书信息学当面临问题思考上的窘境时，是否应如同法官一样，回到最基础的理论原点上？
至于本文中所称的图书信息学基础研究，对于学生的训练以及实务工作上有何帮助，是不是反而加深「学与术」间的鸿沟？我想，Shera所倡的社会学基础或社会知识论的珍贵处，其实是提醒了图书馆员在面对问题与技术变革时的思维态度。这与「社会理论能做什么？」的问句有相似的回答，即Shera试图如此做的原因应是：这就是当我们要面对社会实在（reality）与真实人类时，不论是学术研究者或实务工作者，应随时具有的胸怀：多角度的社会学观点的研究（注17）！
另外，若从研究方法来看理论与实务间的问题，我们倒也不必像马克思主义者般，强调实践（praxis）与理论的同一性，但是本文稍后也将指出：理论就是一种理论性的思考，就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前导。
参、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多元观点的思考
熟悉社会思想史者，对于Shera 1970年出版《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时间上的巧合应该感到饶富兴味。当社会运动在1968年狂飙到顶点之后，美国的社会研究与社会思潮有着与先前截然不同的面貌与丰富性。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1969年地球人登上月球时推向另一高峰，而在往后的30年间更以飞跃的方式成长与变化；另一方面从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来说，居主流支配地位的结构功能论与行为主义，再也无力解释接踵而来的社会变迁与社会问题。
同时，所谓的「图书馆」以及「社会学基础」，时至今日不论在内容范围的广度以及深度上，都与以往大不相同。如果说本文试图将图书信息学研究与教育循着Shera的足迹，重探社会理论并寻求可能的研究导向，那么先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以社会理论为基础对于此学门的研究有何意义？
在社会系的迎新会上，流传着这样讽嘲的玩笑话：「什么是社会学？简单的说，社会学就是『在社会里面学』！」的确，从事这门还算「年轻」的学科研究的社会学家，常常得面对来自「社会各方」的质疑眼光：「社会学有啥好学的？我在社会打滚诸久，本身就是个社会学家！」嗯，不无几分道理。当同样情况，图书馆员（或图书馆系所师生）在面对来自使用者诸如「我经年都在利用图书馆」的诘问以及工作质疑时，有什么理直气壮的说词可以告诉对方：「我是个专业人员」？抑或只能暗自调整自己的身段，并试图说服自己对于计算机的不陌生？
其实上述对于社会学的理解，仍是有点问题的。如果要称的上是具有社会学的眼光，这与街谈巷议式的看法当然有极大的区别。首先，社会学教给我们的是学会观察社会万象的多元观点（ multiple perspectives）。它是一种研究人的方法，一种研究社会与社会关系的科学（注18）。Peter Berger也提醒我们，当观察研究存在于社会中的任何团体、组织、小区、文化与关系………等等时，必须戴上社会学式的眼镜：（1）要发掘社会不体面的一面（2）很多事情的真相都是藏在桌底的（3）社会学是文化相对主义的（4）社会学观察所得也有其共通性（注19）。故藉由多元观点，考察社会的各个面向（包括互动、团体、组织、教育、文化、性别、经济等），并且在不同层次上（如结构层面与关系层面）进行研究与理论建构，就构筑出今日社会的理论。因此，若要重探社会理论以作为图书信息学研究的基础，我们回到图书信息学的范畴中，发现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包含了社会机构——图书馆，以及信息传播的过程，而社会学主要的两个理论典范传统：结构的以及关系的，正有丰富的理论与研究成果，足以扩展此类的讨论（注20）！Shera一再强调知识的社会过程，自是其中一环。
在社会思潮下进行理论的思辩，而非仅是化约成操作变项的研究，有助深入理解我们研究真实社会的所得。经由社会思潮的讨论与哲学性思考，我们得以对世界产生新的理解。其实，我们正可透过如此的训练中，习得「理论性思考」的活动。因此所用名词不论是社会思潮、社会理论或社会学式的研究，目的都在于学习其观看社会的角度，以及不同观点间辩论与对话的过程。
肆、从「空想」到「科学」：社会学理论、理论性思考与研究取向
本文至今讨论的社会学与社会理论，在观点上，对于社会科学在信息社会中如何自处的影响甚多；然必然会受到质疑的是：如何将这门看似充满「哲学幻妙」的讨论方法，落实于实际的信息社会及图书信息服务环境中使用？亦即，看似「哲学」的东西如何成为真实的研究？这个问题，其实早在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Durkheim，为确立这门学科（或科学）的地位，就以其名著《社会学方法规则》加以阐述，在该书中，他认为要使得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社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确立其研究主题与领域，这个主题就在社会事实，而且，这样的社会现象存在于社会，却不能由各个社会成员分别去理解（注21）。而后《自杀论》一书，更以实征研究的方法，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分别的从哲学，以及主要的从心理学区分开来（注22）。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与学术累积，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的观点，当然不能简单的以社会哲学等同之。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的人文性与社会性，也使得它们常常面对一种责难：它们不是科学，因为加入了太多的主观意识与非科学的研究。
首先，研究方向与其理论基础的择定，必然是Max Weber所说的「选择性的亲和」（elective affinity）。基本上，社会科学中难以存在「价值中立」（value - free）的研究，相反的，由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关怀，对于社会实在中的各类社会事实进行探索，则必是携着各式的「价值关联」（value - relevance）而为的。否则，以图书信息学门晚近重视读者与其行为的研究，而非只限于书目来看，若只未加思索地任意操弄脱离真实人群活动面貌的抽象数据与表象，反而落入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圈套中，而这套论述，早就已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了！因此，只有当我们能面对实证主义陷误，并且以多元的研究取向开拓本学门的研究时，才能对这个科系的学生声称：「我们所从事与研究的对象，绝对是人本且社会性的真实存在，并非只是一项项被抽离的物，或只是一个个在意涵（signified）上乏善可陈的意符（signifiant）而已！」
其次，理论与实征研究上，实际上并不存在着一道无从跨越的鸿沟问题。然而，为何各式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就同时具有其独有的研究方法呢？理论与研究方法为何是不可分的呢？在这点上，Craib在讨论「（社会）理论之必要」时认为：对于社会理论的了解与学习，「与其说是学习理论的活动，倒不如说是学习理论性思考的活动。」（注23）由于社会理论的目的乃依据其它经验和关于世界的普遍观念，来解释和理解经验，因此，理论真正使我们对世界产生新的理解（注24）。另外，谢国雄以一个社会学家经过田野研究的洗礼后，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田野研究工作的辩证：「我认为田野经验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而已。更重要的是：田野研究本身就触及了社会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就是一般通称的『理论问题』‥‥。」（注25）谢国雄虽然是以田野研究作为出发，但是却已经清楚的指出了：在社会理论与其理论导向的研究上，具有其辩证性及一致性。
伍、社会学理论对于图书信息学观点启发的可能：以信息研究为例
今日图书信息学在科学技术革命式的冲击下，许多具历史传统的学系纷纷关门，而有的学系则力图振作苦思应变之道。识者或论此亦一转机也。笔者较有兴趣的是：不论信息课程加入的多寡，在调整设计时的思考，其实均暗喻指向了信息在信息社会中的操弄。
然而研究人员较忽略了在这样的社会形构变迁的面貌下，图书信息学该有的应对。我们是该提出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供其它学门（信息社会研究的家族：如社会学、计算机科学、信息法学、管理学等）共享，以丰富本身的研究根基？还是只能集大部分的力量，用于不断的计算机技术追逐中，将操作工具代代更新，留给未来研究者的，只有类似计算机书般「上一代技术」才能用的报告书？
在「1998造访图书信息学工作坊」研讨会（注26）中，国内图书信息学界的专家学者曾就此学门的定位、教育课程及未来发展走向等，进行精彩的对话。上文曾提到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层面」，此次研讨会中，陈雪云（注27）即从社会学的观点，提出了图书信息学的理论建构（theorizing libraries），并对此层面讨论甚多。她分别从哲学理念、制度面（国内／外）、组织面、使用者四个典范层次，提出了各典范层次的理论观点与重要研究方法，这些理论观点包括形塑多元之公共领域、全球社会中之图书信息制度、图书信息机构之运作、图书信息机构与专业社群、图书信息使用行为研究、图书信息使用与社群文化认同之关系。
其它与会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有关于图书信息学之「人的」、「社会的」甚至于「理论的」观点：如林珊如观察此学门的重要转变，指出除非真正以「人」为重心，真正从「使用者的视角」去考虑一切的服务与系统设计，才能从服务上提供出贡献。因此除了理论建构与方法论探讨的重要，更应有跨学科的互动与合作研究（注28）。庄道明认为由于NII所带来的冲击，社会与工作环境的全面改观，图书信息学课程应将强理论的研究，并且应带入有关于「终身学习社会」的课题（注29）。值得注意的是，蔡明月分析了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与加州柏克莱大学（UC. Berkeley），此学门相关系所的名称与课程改变，以及信息环境的变化后，认为图书信息学是一门跨科际学科，任何外围的每一学科理论，都可以是它的理论，每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是它的研究方法。因此值得担心的，不是我们要往哪（ㄋㄚˇ）里走，而是有没有条件往那（ㄋㄚˋ）里去（注30）。
诚然，承载人类文明产物的「信息物」，从早期的竹简、羊皮、纸张、磁带到今日的电子产品，信息物的整理与管理一直成为此学门的学习重心，而后才逐渐将焦点着重于服务及真实的使用者身上。以图书信息界的信息研究为例，不论是图书馆本位或信息系统本位，早期均是以「信息系统」为导向，经Dervin建立了建构主义的模型，后随者如Belkin、Tylor、Kuhlthau等人则开始强调读者的信息「需求」方面，而后则扩至信息行为的整个「过程」，也将焦点涵盖各类实际的信息服务工作上（注31）。但若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检视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则先是行为科学，后是认知心理学，虽然摆脱了系统研究的缺失，将研究操作的范围回归以人为主体，但仍多在缺乏意向性的「行为」研究，而较少其它角度的「信息」研究；如此一来，相对隐讳了使用者在互动情境（interactive situations）与社会关系／脉络（social relations/ contexts）中可能的复杂活动。
若以微观（micro）的使用者面向而言，其实，今日的信息使用者不论置身在因特网虚拟的对话社群中，或是终身学习社会所倡导的「网络教育城市」里，信息行为已远较「检索」、面对机／面对面的信息寻求与服务来的复杂，更重要的，这是一个「多人」互动的社会情境。也因此，借镜社会式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社会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以及在教育学上也有甚多研究发现的「俗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取向研究，或可与行为科学／认知心理学为导向的微观信息研究，达到研究互补的功能。再以本文一开始的例子而言，网络世界中的上网人数与近站参观人数统计，或可作为官方拟定信息政策的参考依据，但是若想作为图书馆服务政策修改的重要参考，则是否应该多了解这些网友，有多少人是因为「带份报纸、找支笔、喝咖啡、吹冷气」甚或「误触自动门」而进来的？而这些网站「为何红」，是否也与网友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虚拟社会网络（virtual community networks）的影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外有一个使信息行为研究者感兴趣的议题，就是存在于学术研究社群之中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概念。这个概念起源于17世纪的著名科学家波以耳，而社会学家是自1960年代开始，对此概念进行一些实征研究。由于理解信息的重要使用者（甚至是生产者）——科学社群中的知识人，是图书信息服务的焦点之一，因此，「知识／文化生产消费」与「知识分子」的议题必然在此处浮现。此时的图书信息学，若无法分享社会学家这方面的视野与研究成果，并提出不同角度的学术贡献，则如何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声称「跨」学门而卓立？
晚近社会科学界「科际整合」与理论丰盈的现况，象征今日社会思潮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即：各个理论大师均不再专属于特定领域。此种例子俯拾即得：如Marx不专属经济学、社会学；Weber也不专属管理学、社会学；而Durkheim，除了带动美国社会学界结构功能论的传统外，其「道德教育论」更是教育学的经典之一！更多的例子不胜枚举：Levi-Strauss之于人类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批判理论文化工业之于传播学、Habermas、Marcuse之于政治学、Rowels之于社会学、Freud之于后结构主义‥‥‥等。国内图书信息学界在讨论与界定信息社会时，不也常引用「社会学家」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概念？
国内外的部分图书信息学理论研究，已经往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靠近，并带进近年重要的思想大家如Habermas、Foucault、Bourdieu等人的概念（注32），在研究工作与方法上，或许可循Merton之路径，先进行相关的小规模实征研究，渐次累积成果并藉以建构更多属于此学门的中程理论。（注33），以真正理解在图书信息社会网络中每一环的「社会人」，并作为解决问题思考的途径。因此，灌注社会理论于图书信息学门中，并非乡愁式的复古，反是块成长中的园地，更是充满生机之处！
02 十二 09 后现代何以可能
正值北方严冬，寒风梳骨，然而趁着北大博士论坛的机会我遇到了素未谋面的朋友，以及那些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图书馆学博导们，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美好的冬日体验。现在我已经回到天津，重又开始简单的生活，但那几日已成为这个冬季我最温暖的回忆。
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接待工作也做得十分周到。在此十分感谢张久珍老师（我的老乡啊）以及北大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周余娇等一年级的博士们。也感谢顾晓光送我的外烟和不失时机的夸张介绍，当然也要感谢王波先生邀请我们到《学报》一游和农园的招待。
在北大的时候，包括书骨精在内的几个人都问我在搞什么。其实我什么也没搞，只是在蜗居着，偶尔想点儿心思。也有人问我，你咋在论坛上也不发言啊，这个时候我就会说，我感兴趣的跟他们不一路嘛。这个不一路，也就是后现代问题了。
北大的论坛叫“社会转型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与会的专家们和博士们有很多都谈到了转型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几乎每个年代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转型，因此转型已经不能适应真正的变革需求。未来还会有很多转型，问题是这些转型究竟是推动了图书馆职业的发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走向发展的误区？所以，我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不再只是转型，而是图书馆职业发展的某种“转向”。那么，这种转向是什么呢？
这个转向就是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从后现代思潮里获得启示，并根据这些启示重新考虑图书馆的进步问题。有人也许会说，反思和批判不是已经在图书馆职业里早就存在了吗？是的，但是原先的反思都只是用一种方法代替另外一种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对发展问题的质疑——基于认识层面的反思。于良芝教授在其《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一文中便做出了这样的探索。她在这篇文章中说，“由于创新意味着对现状的改变，因为任何创新都可能遭遇来自变革主体（这里指公共图书馆职业队伍）自身的阻力。内在阻力最经常地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当变革的需要即将打破业已确立的利益关系的时候；而是当变革的需要遭遇与现状相适应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时候。”她在这篇文章中便以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公共图书馆评估话语中存在的几种建构，而这些建构“已经在我们的职业中留下了美国图书馆学家维根德所说的管状视野和盲点（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转型转不了思维方式和认知视野，只有转向才能从进步的进化论走向反思的范式变换论。那么后现代的转向到底是什么，它何以便拥有这种能力促使我们全面反思职业的发展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回到北大论坛上。在论坛中，有很多人都困惑一个问题，现在的学生们都不愿意学习图书馆学，都希望学好计算机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究竟这是为什么呢？我希望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个合理的解释并没有出现。我的理解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后现代的转向。在现代性时期，公共图书馆是民主制度的保障，维护知识自由和信息公平，是一项斗士的事业。因此，公共图书馆活动被当作一种有利于社会的事业来认识，图书馆职业群体便以这一宏大叙事作为生存和奋斗的依据；但是，在后现代时期，公共图书馆遭遇了全面的危机，合法性危机、技术导致的生存危机等等，而图书馆员也漫不经心地从事于这项繁琐了无生气的工作。可以说，图书馆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变，从现代性时期的一项事业转而成为后现代时期一项普通的职业。事业和职业之变才是图书馆失去活力的后现代写照。于良芝教授的《图书馆学导论》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以职业来全面构建的新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当然我们不能肤浅地理解成这是对图书馆事业的某种解构，而毋宁说这是描述新的环境和现实。
后现代的转向从后现代的社会现实开始。环顾我们人类所处的时代，文化上远离标准化的运动、建立自由表达的方式、折衷主义；社会强调多元主义，追求社会分割、流动性、差异、拒绝同一性中心化和官僚化；认识论上则质疑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科学方法、系统观察和科学真理；经济上则表现为后福特主义，商品的流水线生产和大批量销售模式转变为灵活的方式。这些现实和基于现实的思维方式的改变都是图书馆学不得不面对的转向的推动力量。
到这里我们可以真正地回答后现代的转向是什么了。第一，后现代已成为局部的现实；第二，后现代性带来的反思和批判力量已经不可躲避；第三，后现代性促生的新的知识体系能够让我们更理解和解释现实。局部的现实可以从事业到职业之变得到印证，反思和批判的力量可以从话语分析的方法中感受到，而新的知识体系则源于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先写这么多，后面的就不展开了。）
05 十二 08 讨论：图书馆职业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此为我在一次课程上的发言大纲。比较凌乱，但总体是这个思路。
一 理解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通常是指在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大革命间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
启蒙运动力图以经验加理性思考而使知识系统能独立于宗教的影响，作为建立道德、美学以及思想体系的方式。
启蒙运动确立的价值：树立理性和科学的权威、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 中国的启蒙：新文化运动
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
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
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
三 中国图书馆学的第一次启蒙
新图书馆运动（1917～1936）的影响之一
(1)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图书馆体系。在“新图书馆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图书馆品种齐全,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虽然分布很不平衡,但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图书馆网络系统。
(2)实现了图书馆读者对象普遍化。“新图书馆运动”以教育救国“为其思想基础,要求图书馆向普通民众开放,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不再是特殊群体,而是包括不同阶层、不同性别年龄的广大读者。
(3)促使图书馆藏书渐趋合理化。“新图书馆运动”强调图书馆的藏书以适合读者的需求为宗旨,受其影响,我国传统的厚古薄今、存中排外的藏书思想逐步改变,出现了古今并存、中西并重的局面。
(4)促进了图书馆管理科学化。“新图书馆运动”极力宣传欧美先进的图书馆技术和方法,由此,卡片目录、开架制、馆际互借以及新式分类法逐渐为我国图书馆界所接受,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图书馆的业务水平。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
新图书馆运动（1917～1936）的影响之二
1，图书馆学教育
1920 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
1929改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2，图书馆协会
1924各地成立图书馆协会
1925中华图书馆协会
3，图书馆刊物
馆办刊物
图书馆协会刊物
文华图专季刊
代表人物：南杜北刘
杜定友
1925年出版《图书馆通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拈人才，书籍、财力和时势四个方面。
1926 年，杜定友在“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文中指出，图书馆学与其它专门学一样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原理，第二是应用，而应用是根据于原理而来的。图书馆学 若是只有目录分类方法、书籍排列方法那种机械的事——在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图书馆只有干这些事——那么当然不值得研究；只能称为技艺，不能称为科学。但图 书馆学所以能成为科学，是因为图书馆现在已成为一种活的教育机关。
1927年，杜定友在《图书馆学概论》中明确提出图书馆有积极保存、科学处理和活用益人等功能，并创造性地将图书馆的发展划分为保 守、被动、自动三个时期；1928年，杜定友在“研究图书馆学的心得”一文中认为，图书馆就如同人的大脑，其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 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图书馆学则是专门研究人类学向记载的产生、保存与应用的”，
1932年，杜定友发表 “图书馆管理方法新观点”一文，指出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基础可称为“三位一体”，三位者，一为“书”(包括图书等一切文化记载)，二为“人”(即阅览者)， 三为“法”(包括图书馆的设备、管理方法、管理人才等)，这就是著名的“三要素说”。
1935年《杜氏图书分类法》
刘国钧
1921 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
1923 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
1929《中文图书编目条例》
1929《中国图书分类法》
1934《图书馆学要旨》(1934)
图书馆启蒙运动：观念的变革
形成中的科学
1，科学分类的引入
沈祖荣《仿杜威书目分类法》
杜定友《世界图书馆分类法》
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
2，科学的管理
洪有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
3，科学理论的构建
杜定友《图书馆学概论》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
图书馆启蒙运动：观念的变革一
进步的理念
1，李小缘：既有法律根据，图书馆从而基始。
2，刘国钧：自动化、社会化、平民化。
3，杜定友：今之图书馆，则为公共之机关，为市民之产物。
图书馆启蒙运动：观念的变革二
追求本土化
1925年6月，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演讲，明确地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图书馆季刊：中国以文字有特色故，以学术发展之方向有特殊情形故，书籍之种类及编庋方法皆不能悉与他国同……能应用公共之原则，斟酌损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
图书馆启蒙运动：观念的变革三
本质的追问
刘国钧：图书馆是“为研究教育或社会学所不可忽视之制度”、“为社会所不可缺之制度”。
杜定友：书人法三要素说。
刘国钧：四要素说和五要素说。
四 中国图书馆学的第二次启蒙
社会背景：
经济增长
政治进步
文化发展
政府主导：
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
公共图书馆用地指标
各地立法条例
行业努力：
武汉宣言
图书馆服务宣言
志愿者行动
1 观念的变革
02年 图书馆权利
04年 图书馆精神
05年 21世纪图书馆运动
06年 公共图书馆免费
07年 核心价值
08年 服务宣言、普遍均等惠及全民
2 显见的变化
价值模糊到普世价值
理念到理论
理论与实践互动
职业群体的热情高涨
图书馆公共知识分子
书斋到群众
3 启蒙的延续
自由价值：
信息自由
图书馆自由
平等价值：
普遍均等惠及全民
弱势群体的援助
民主价值：
社会保障
制度图书馆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公平：
数字鸿沟
共享工程
五 反思启蒙
与国外图书馆学思想的比较：相对落后的启蒙
后现代主义：一种新的视角——理性的霸权、话语消解
22 十 08 讨论：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影响下的图书馆思想与实践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覆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 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 ——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墓碑铭文）
在艾德勒的《六大观念》一书中，他认为人类千百年来追求的无非是六大观念：真、善、美，自由、平等和正义。真善美是我们据以进行判断的观念，自由平等和正义是我们据以指导行动的观念。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将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概括为：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权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启蒙的基本价值与精神主要就是对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肯定与推崇。
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于启蒙运动的精神，可以说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现代性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代性的世俗化过程。现代性的世俗化过程，本质上是宗教的控制与影响的衰落以及相对应的对世俗生活的肯定的过程。人类生活从彼岸的关怀转移到现世的关注；第二，理性与理性化。从笛卡尔到康德和黑格尔，确立了理性是认识之源、价值之源，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为人类的认识和道德立法。第三，“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根本价值。人具有意志的自由，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这些进步的观念既促成了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的产生、图书馆职业的专门化，同时引领了这个职业的发展。在于良芝老师的《图书馆学导论》中，图书馆学哲学思想分为六类（两类是后现代思想的产物）。
理想主义的图书馆学思想：受柏拉图哲学思想和近代启蒙运动的影响，这种思想对知识、图书、阅读以及图书馆之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充满了坚定的信念，认为好书和阅读活动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达到更高更完美的精神境界，从而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代表人物杜威、爱德华兹、巴特勒以及刘国钧。
自由主义的图书馆学思想：这种哲学认为，社会的个人享有从图书馆获取他们所需资料的权利。用户有能力判断作品的价值，图书馆员的职责是向用户提供尽可能广泛、全面的知识和思想。代表人物包括麦克考文、副斯科特等。
功利主义图书馆学思想：这种哲学认为，图书馆的根本价值在于它的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效用。图书馆员的职责在于保证这种交流的有效进行，从而使文献发挥它们最大的效用。代表人物有阮冈纳赞、谢拉、巴克兰德等。
社会主义的图书馆学思想：这种思想将图书馆置于更为广阔的生产关系中加以考察。认为对信息生产、流通和利用进行控制是社会的强势阶层维护已有社会秩序的必然选择；信息的商品化则是资本对利润追求的结果。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席勒夫妇。
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确立的核心价值，主要的便是确立的人类活动的新的原则，即相信人本身的理性、追求科学、崇尚自由。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表示，那么我选择：知识、秩序、科学、自由、平等这样几个词。
知识的追求。对知识的追求是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建立的重要原因。公共图书馆产生之前，会员图书馆已经在北美和英国发展起来了。会员图书馆正是由于一些人渴望得到新的知识，但又无力个人购买图书，所以他们通过成立会员图书馆的形式交流和增长自己的见闻知识。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说，“图书馆自身成为伟大的事业，而且继续增加。那些图书馆增进了美洲人的普通知识，使普通的商人和农夫的知识同其他各地的大多数绅士一样，并且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使全殖民地普遍地站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有所贡献”。
公共图书馆产生的前夕，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大城市。工人阶级和其他贫穷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中下层，在社会中的比重也不小。他们对知识和教育的要求日益增多。公共图书馆的设立也为了满足技术工人、平民所需要的义务教育、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需要。
秩序的生成。无论是科学还是社会，现代性的确立几乎都以一个完美的秩序体现出来，这其实也是理性的表现之一。在自然科学，牛顿的三大定律将自然界的秩序揭示出来，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在社会领域，韦伯早已发现官僚体制的运行，和科层制带来的高效率。同样，在图书馆学，杜威用分类法将人类的知识划分为十个领域：总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言、自然科学和数学、技术、艺术美术、文学。地理历史。杜威的分类法成为图书馆图书排架的依据。
科学的建立。物理学革命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不仅在自然科学内部引起新一轮的革命，对社会科学也一样，物理学革命起到了一个典范的作用。新的科学秩序需要重新建立。受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过程在巴特勒、韦尔普斯等人的引领下开始。他们倡导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主张以宏观的科学视野关照图书馆学，即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便是这一科学范式的代表。
自由的渴望。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确立，几乎都是以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桎梏之中”。渴求自由，追求自由是人的天职。所以，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现代性的确证，自由的追寻无疑都是首要的任务。194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采纳了《图书馆权利法案》。除此之外，ALA还专门成立知识自由委员会，专门反对审查制度。IFLA的《格拉斯哥宣言》、互联网宣言同样呼吁保护人类自由、自由阅读的权利。
平等的目标。在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确立的过程中，人的权利的平等也逐渐得到实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颁布的《人权宣言》与《独立宣言》的头条都明确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图书馆界也一直在为实现人类获取信息的平等权利而努力。无论是爱德华兹还是杜威，他们都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是平民的大学。194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明确地指出：公共图书馆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服务，还必须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的服务和资料的人，如语言上处于少数的人、残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等提供特殊的服务和资料。
在英国，布莱尔的工党执政时期，他的执政理念之一便是主张社会包容，反对社会排斥，支持弱势群体的利益。在英国图书馆界也掀起了“社会包容”的运动，这一运动主要的目的在于支持鼓励图书馆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包括残疾人、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等。
启蒙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后结束，人类社会步入现代性的阶段。现代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这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都仍然在不断地进步之中。图书馆学思想及其实践也会在其影响下不断革新观念，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