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十 08 战争时期的美国图书馆之一
维根德在回顾20世纪美国图书馆史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分水岭，显著的对阅读的专业理念作了修正。因为当局者发现士兵们想要的是流行刊物；然而同时，他们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模范变成更广泛，有学识的公民能够发现图书馆可以透过个人化的服务来满足赞助者个别的需求，同时，赞助者能够使用参考服务系统，和参考资源来研究哪些知识的创造、或审慎决策，这些顾客群有更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力，比起黑人小孩。在参考工作上这一类的宣传和藉由“读者建议者”变成了特权的施展。另外，公共图书馆中最常被使用的书籍是“休闲性”读物，其在专家的眼中被视为次等的且在图书馆中经常被忽视，经常将它掩藏于“文学”(fiction)这大类别之下。
1928年，芝加哥大学获得卡内基公司的帮助而开设了图书馆学校(GLS)。GLS只为学生提供图书馆实务的训练、集中研究且只承认博士学位。同时，芝加哥大学因为使用量化方法让社会科学更“科学化”，而集中有关阅读的科学化调查。然而，却暴露了文化上的偏见。由于Douglas Waples(教育学院所任用的一位社会科学家)的引领，GLS的教职员经常漠视文学(fiction)，因此忽视大部分图书馆使用者从公共图书馆中获得的各类型读物。然而，在Louis Round Wilson的带领之下，GLS在1930年代将它的焦点从阅读研究转移至有关图书馆管理与专门知识的研究上。
1938年，Louise Rosenblatt出版了Literature as Exploration一书，主张阅读是一种“强烈的(热情的，intense)活动”，并非是“吸收的被动过程”。研究者需要“找出当特定的人们在情感与理智的生活中拥有自己的兴趣与渴望时究竟会怎么做”，阅读“使其成为可能”(make possible)。1930年代发生纳粹德国焚书事件，使图书馆员开始反思他们在知识自由所扮演的角色。1939年，“图书馆权利法案”罗列出图书馆的责任在于拥护知识自由，抵抗检查制度，于是图书馆员捍卫知识自由视为专业上所必须履行的责任。
我在查找战争时期的资料时发现，实际上同样是这位著名的图书馆史研究者Wayne Wiegand在1989年就出版了专门研究一战时期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专著：An Active Instrument for Propaganda: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During World War I.
当然，这里还有一篇免费的硕士论文，American libraries in wartime: the role of propaganda（PDF）。这篇论文很详细地描述了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图书馆界的作为，当然，主要的还是二战时期的宣传与教化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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